一个打工村的生态群像：留守儿童达8万名

“空心”的村庄

村长估算，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在邓州市，留守儿童有8万名

语文12分，数学8分。

这是孙亮一个远房堂侄的成绩单，那是4年前，这个名叫孙晓的小家伙还在读小学。

现在，孙晓在邻近的内乡县读初中。这个春节，他宣布打死也不再上学。

“一看书就头疼”，他的理由，跟孙亮当年辍学的原因如出一辙。其实，小学刚入学的前两年，他每次考试在班里还属于拔尖的，被大家视作一棵读书的好苗子。

6年前，他的父母赴杭州萧山区打工，将他和姐姐丢给了奶奶。

父母在翻砂厂工作，每个月累得要死要活能落下2千多块钱。每次打电话，父亲孙大春总是教导两个孩子，“好好上学呀，以后别像我和你妈这样卖苦力。”

但孩子显然没像他期望的那样。孙晓的姐姐在初中时变得越来越沉默，成绩也直线下降。孙晓则开始与一群逃学打架的小孩子混在一起，又常在小学门口的代销点赊欠零食。

他的成绩越来越差，到最后，老师也懒得管他了，只是叮嘱他，“别带坏了同学”。

孙晓的姐姐两年前就辍学了，现在一所技校学电脑。春节没过完，孙大春便赶到南阳，又开始为儿子找技校了。

“我也知道大人常年不在家，肯定让孩子受亏。”孙大春吸了口烟，“不过，不出去咋办？这种地能挣个啥钱？”

村长估算，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在这里不是新鲜事。

数据显示，在邓州市，像孙晓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万名。

村长说，村干部们越来越担心，这些被父母丢在老家的孩子，成绩普遍很差，十年八年以后，当他们长大成人，除了出去继续卖苦力，还能干些什么？

而对于那些失业回来的打工者，村里也没有想出什么应对的方法，至少目前还没出现什么土地纠纷问题。

林林总总的开支

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村民们的生存处境仍面临很多压力

20年前，还没有普及拖拉机的时候，村子里谁要能养一头大公牛，赶着大牛车，把庄稼活儿做好，便是村民们羡慕的对象。

现在，这些人都老了，在寒冷的北风中，他们抄着手，旁观着年轻人的热闹。

家庭里的权威，也在向那些能挣钱的年轻人转移。

孙亮的父亲以前喜欢赌个钱，母亲劝阻多次都没用。但当孙亮在南方打工后，父亲开始听他的话了，天天躲着那些赌友，这让孙亮的母亲颇感欣喜。

在村人看来，在村里，要么你勤奋，要么你聪明，只有你能挣更多的钱，盖更好看的房子，才能获得别人的抬举。

不过，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用上了漂亮的山寨手机，村民们的处境，跟以往并无根本改变。

4年前，河南全省的农业税取消。紧随其后的，是农资产品涨价。一辆10匹马力的拖拉机，4年前的价格是4千元左右，现在接近7千元。

其他方面的开支，也不轻松。

在自家宅基地盖座新房，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需要给镇土地办交两千块的“办证费”。

而按照河南省发改委去年关于涉农收费的最新规定，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时，除收取土地证书工本费（普通证书每证5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外（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

死后也需要开支。政府要求村里的人去世后必须火化，理由是保护耕地。但村人还是愿意花两千多元将亲人遗体火化后再土葬。

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也让他们感觉不安。

“我都不敢回来了。”孙大春腊月二十八从杭州回村，不到三天，买年货走亲戚，就花了2000多块钱。两个孩子上技校，还得花钱。此前连续三个春节，他都没有回村子过年。来回路费贵不说，人情往来太厉害了。

村子里几个月薪超过3千元的年轻人，都是在青岛的电镀厂打工。天天接触重金属，他们明知道毒素会在体内沉积，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他们看来，即使挣来更多的钱，自己作为农民的命运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一条鼓励创业的短信

孙亮不知道创业该从何创起，过完年，他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大年三十这天，孙亮接到一条当地移动公司的短信，说政府为本地务工人员，制定了种种优惠措施，“欢迎回故乡创业”。

短信没有讲究竟有哪些措施，孙亮也懒得问。

而根据媒体报道，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该市积极开辟创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三条“绿色通道”，力助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扶持携带一定资金返乡的农民工投身种植、养殖业，简化工商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优先为他们办理每人不低于2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

在孙亮看来，在村子里，大家都想创业发大财，却不知从何创起。

村里只有两家养鸡场，十里外的镇上，做小生意的都挤破了头，没有什么空间留给这些更偏远的农民。村里没有矿藏，附近也没有工厂，除了没受污染的小河和明澈的星空外，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向外乡人夸耀的东西。

村里150多个出外打工的年轻人，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介绍，多是去广东的一些服装厂、玩具厂工作，也有人到青岛的电镀厂打工。

金融危机使得在外地从事轻工业的打工者都发觉，钱越来越难挣了。村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打工者，是在南方失业后返乡的。他们有的想再出去碰碰运气，有的只想在老家避避风头。

从事重工业的也不例外。孙大春以前在的翻砂厂，在去年下半年，工作量就越来越少。“老板说是金融危机闹的，我不懂啥危机，钱挣得少，我就换厂子。”

年前，孙大春蹲在人群中，跟村南头几个年轻人聊挣钱的门路。那几个人在广东好几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却是待业之身。

“要是去年春上，我在那里的翻砂厂介绍进去十个八个没一点问题。今年，我不敢打这个包票。”孙大春深深吸了口烟。

与城市人对失业的敏感不同，这些出去打工的农民工有着随遇而安的朴素想法。

孙亮离开南方时，是失业的，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应该可以吧，我弟弟还在那里呢。”

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在他打工的惠州黄埠镇，鞋厂倒闭了三分之一左右。倘若继续倒闭下去，“我也只好换个地方了。”

孙亮打算过了正月十五把婚事办了以后，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他们美好的期望，就像门上新贴的对联，一年接一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本文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