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昨天出了一起“那年那月”栏目,当然讲的是文革期间的“悲惨”或者“黑暗”年代。出这起栏目的初衷也是好的,就是要让人不忘记那个年代的悲惨事情。 但并不是每天都出,大约也是隔上半个月一个月的才能够出一次。照我的看法,要物色到一个很倒霉的案件也并不是什么容易。而来控诉的人,大多都是出身不好,地主资本家,有钱人,右派,或者文化人,等等。实在难物色到一个人,象我这样出身贫农,根红苗正,在文革期间一点政治问题也没有,就是落后入不了党的这种。 现在的一些人也奇怪,一写回忆录,或者写小说,描写的人物都是动不动出身地主资本家,或者父亲跟国民党跑到台湾,或者右派,或者文化人。我记得好象我和一些年纪大一些的人聊天的时候,不少人一说起自己经历,也是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要么就是右派。好象在文革期间的那些工农都死绝了似的,就从来没有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发表的回忆录,比如说“我在文革期间怎样当造反派,怎样打人,我为什么恨地主富农资本家”,既然是言论自由,为什么另一边的言论听不到?我甚至经常怀疑,现在的一些经商的人,很可能在文革期间什么政治问题都没有,但是,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成了一种政治资本,因此就将自己的历史造假后,变成了一个“受迫害者”。但努力地追问几句,事情就有一些奇怪。 比如我曾经和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谈过,他就说他在五七年就被打成反革命,怎样受苦。可是聊着聊着,又谈起他在大串连时期来到广州,看到广州这边一片乱劲。我立即就追问:“你不是反革命右派吗?怎么又能够参加红卫兵来到广州?”结果他支支吾吾一阵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我还是将深圳商报的这篇“那年那月”的链接跟在下面,让大家看一看,然后我作一个评价。 网址是在 http://www.sznews.com/szsb/20031011/ca571679.htm 首先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也是有好人有坏人的。而谢白的父亲,实际上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虐待。而造反派并不是政府机构,只是民间组织,因此谢白的父亲是受到了民间组织的虐待。这当然很不幸。可以认为是运气不好。 比如说当今社会,如果有一个人惹了黑社会,被打死了,当然运气就不好,但并不是说当今社会很黑暗,只不过这个具体的人很倒霉罢了。 谢白的父亲是什么时候揪出来批斗的呢?是在1966年开始,直到谢白1969年去老家调查他自己的父亲究竟是不是地主。而老家的大队干部明确认为不是,而且是支援过八路军的有功的人士,并毫不犹豫地开了介绍信,盖上了公章,这属于政府行为。这说明老家的共产党是一些正直的共产党员,也并不对于开这样的证明而感到害怕,说明并没有那么恐惧。由此我认为谢白的父亲属于运气不好。如果他在文革期间回到老家居住,则老家的共产党员们会善待他的。 而右派王蒙在文革的前夕就主动要求去新疆工作,结果正如他在“狂欢的节日”一书中写的,从来就没有挨过批斗,与农民关系也较好,养了几头羊十几只鸡,每天的鸡蛋就够吃的,还有羊肉,而他和他老婆在整个十年间就研究烹调技术,练就了做一手好菜的功夫,我以为他的运气就比较好。 我记得许多右派到农村后都过得挺好,包括大右派丁铃。但是奇怪的是还是有许多右派死活要赖在这倒霉的城市,我以为文革中城市里正是各路坏蛋集中的地方,实际上是各路阶级敌人狗咬狗。下狠劲批斗其它人的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样。象四人帮中至少有三个人的出身是一团糟的。 而如今世界也是运气好的人和运气不好的人并存的。比如运气好的打工者,老板对他也好,也按时发工资,一切正常。而运气不好的打工者,有可能遭到比谢白的父亲当时受到的虐待更严重的虐待,甚至丧命。 此外,我以为,如果一个时代真的要被描述成非常黑暗的,那至少要象台湾的李敖或者柏杨的回忆录中描写的那样,关的关杀的杀。而谢白的父亲即使在批斗期间,也是每天都能够回家,而且还要劳动,这就说明并不是一天到晚挨打,真正挨打受批斗,我认为也就那么几天功夫。谁有心思一天到晚打人?别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谢白说大队开的证明没有用处,但怎么个没有用处法,他并没有说。照我的看法,那个证明是有用的,我认为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他父亲就再也没有挨过批斗,保准还是照样上班。因此谢白在文最后说在1979年他父亲要求平反时,政治部的人才说平什么反?从来就没有为你的事情发过文件。这也说明那是群众组织造反派的胡来,与政府行为没有关系。和柏杨李敖这些人都是政府逮捕的情况不一样。 和政府行为没有关系?难道不是发动了文革才导致了这一系列悲剧发生吗?如果要这样抬杠,那我也可以说一个黑社会打死人也和政府行为有关系了,如果不改革开放哪有什么黑社会?哪有什么妇女被拐卖?但我这也是属于抬杠,无非是说,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比如美国在2000年,也就是中国的文革都结束许多年之后,一个拉美移民就是做了一个掏钱包的动作,身上就被打了四十一个弹孔,相对而言,谢白的父亲也没有留下什么残疾,也已经够好运的了。 上面又说到了“政治部”,我的印象里,只有部队才有政治部,还有特别大的国家重点企业,如石油部的机构,会有政治部。因此,看来谢白的父亲是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关工作了,谢白还有可能是高干高知子弟呢。那也难怪,那个年月就是社会上层的人物特别倒霉的。我还觉得,因为文章短,有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故事没有说出来。我猜想,那个造反派一定是和谢白的父亲同单位,而且在以前有过什么过节,这次趁着文革借机报复。而且,很可能到不了文革结束,大约在1970年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这个帽子是专门给各造反派头子准备的。从这个角度讲,恶有恶报,历史早就给谢白的父亲报仇了。这就不象其它的地方,比如殴打柏杨的政府公务员现在还舒服地过着退休生活呢?打了拉美移民四十一颗子弹的美国警察现在还在上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