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

在（台湾）《思想》杂志第９期，陈明忠先生以〈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为题接受访谈，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他在各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作为一个台湾人与左派，我读了之后感到深沈的失望。我认为，陈先生的许多关键立场，既不左、也不统，不但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原则，甚至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也站不住脚。相较于陈先生个人在蒋家政权下为了左翼理念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如果最终的立场走到了〈左统之路〉中之所述，毋宁是令人悲痛的。

我这一代台湾左派与许多社会运动者的思想发展，深刻地受惠于陈明忠先生的奉献。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力，从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８０年代远为安全的环境中决定投身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

陈先生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后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中并非例外。影响大者如为陈先生所尊崇的邓小平及其同侪，坚苦卓绝者如近年来终于出版回忆录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他们都曾经在世纪前半到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所高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大纛下毫不动摇地坚决奋斗，最终却纷纷在思想与实践上放弃甚至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信念。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样清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认为，陈先生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毛派在１９７０年代末之前的政治实践，非但不是"落伍"、"教条"、"错误"，反而是１９１７年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固然这个高潮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如果没有珍视这段宝贵的遗产，并批判地继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百余年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所累积的经验，我们就只能虚弱地凭空思考反抗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因此，不同于陈明忠先生，我仍然愿意称自己为"毛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新民主主义"者。当然，作为曾经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的一个政治运动，"毛派"这个帽子包罗万象，甚至许多怪诞宗派、一些干尽坏事的组织、和许多贪官奸商都可能曾经或依旧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我认为，今天的"毛派"，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几个标志性的主张：肯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成就、反对１９７８年中共１１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导路线、反对１９８１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

我如何成为台湾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如何让我愿意以这样的立场思考问题，否则，自称为某派往往仅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只应属于道场圣坛，不该拿来谈政治。而且，坦白说，在上世纪末以来所流行于欧美及海峡两岸的暧昧模糊、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不像陈先生那样）与中国革命史素无渊源的，台湾长大、住过美国的４０几岁的人，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数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错愕、甚至是令人发噱的。

在台湾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东部小镇闽南人中产阶级家庭，除了向来暴戾威权的学校教育之外，个人生活中称不上受过什么委屈。但是族群之间不甚遮掩的歧视、隔壁家住泥地竹管厝的佃农过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压榨到甚至尸骨无存、参与地方选举的家族朋友因得罪县党部主委而被罗织为"匪谍"送绿岛等等，周遭人们受到的种种压迫还是逃不过孩子的眼光的。

１９７０年代末我堂哥大学毕业回乡教书，他书房中的李敖、柏杨、陈映真、乃至《夏潮》杂志及《美丽岛》杂志等等成为我的宝藏。我总会把每一期杂志反反复覆地读。当时，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鲜活生猛、那么有力地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然，这些令人兴奋的思想收获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囝仔人有耳无嘴"是当时几乎所有台湾家庭的教育重点。而且，由于我学校考试成绩尚可，师长们的所有压力都会规训我这种"好学生"：想要做什么，上了大学再说。

作为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好学生"，我国、高中时代就被要求读些救国团指定的课外读物，张爱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学是必读，陈若曦及其他「反共义士」的伤痕文学也是。对我来说，读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状」一样，不过是生活中必须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明忠先生当时会受到「伤痕文学」这么大的冲击。仅仅是因为那些作者们宣称身历其境吗？

离开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学之后，我当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时代想做的事。偷偷地与书店老板在柜台下买被禁的鲁迅、巴金、江南的《蒋经国传》、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等等；参加社团热烈地跟人辩论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玛斯与海耶克；半夜溜出宿舍到城里某暗巷陋室帮党外候选人作海报传单，等等。

民进党成立前后的当时，甚至在现在的"台独圣地"台南市，反对运动的统独倾向其实都颇为暧昧。"台湾意识"强烈是绝无问题的，到底是我们这个选区选出的立法委员朱高正第一个在立法院用闽南语发言、第一个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个因为国民党的终身立委大喊听不懂而骂三字经。但是竞选服务处放的录像带，除了绿色小组等拍摄的各地抗争纪实之外，也包括１９８４年邓小平的大阅兵，而且老少支持者们都看得啧啧称奇，直说比起国民党的阅兵好看多了。朱高正本人，数年后也成为统派。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党外支持者当时的心态多半是：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比较清楚地主张台湾独立的，在当时大概只有已通过"新而独立的国家"宣言的长老教会。但是当时在成大的我们这群学运学生，对长老会是有很大的好感的。长老会的台南神学院，是唯一学生骂国民党不用关起门来躲特务、教官、职业学生的校园。用闽南语作为教学语言，也使得从小被禁止说母语的我们觉得耳目一新。非常自然地，我当时对台湾独立的好感逐渐形成。

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理想中真正的台湾独立没什么好反对的。国族之为物，包括"中华民族"，本来就与所有的历史产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独立的台湾国当真是一个虽小但内部自由平等、对外免于强权倾压的共和国，有何不可？但是支持或反对纯粹的概念只有思辩的趣味，没有现实意义。现实中存在的台独运动才是值得讨论的。而我是在１９８０年代参与见证的历次反国民党抗争中，彻底对逐渐主导了民进党的台独运动失望。

台独希望依靠美国武力对抗中国，几乎是完全继承蒋家政权的冷战位置──现在虽已非常清晰，我当时还不清楚。这种"独立"，当然仅仅是把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附庸地位换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抗争现场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当真出现了独立的台湾，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绝不属于"全体国民"，而仅仅是大资产阶级与为其服务的律师等人的政权，因为即使在执政的可能性还远在天边的８０年代，民进党内的许多政治明星们就习惯驱策支持群众当冲突时的火牛阵，以便为他们造势好当选，以便让他们有筹码与国民党折冲。而成千上万收入微薄却踊跃捐输、面对棍棒盾牌还奋勇向前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幸运的能跟明星们握个手，不幸的被打被抓被关，还要被游行总指挥骂成破坏他们"和平理性"的活动的暴民。此外，当我跟着一些基层群众起来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民进党政客，用"咱平平都是台湾人"的理由，来劝我们拿钱收兵，让他去"乔"个价码出来。这些一再出现的现象，都预示了２１世纪我们看到陈水扁。也让我对全称式的"我们ＸＸ人"的国族主义口号从此反感。

当时像我一样不满民进党当权派的学生，比较愿意称自己的主张为"人民民主"，愿意参与草根的社会运动，而厌恶政治明星们的选举民主。而在我们参与的环保抗争、工运与农运等基层抗争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湾环境与劳动者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牙刷主义"[１]，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外销导向的台湾经济必然的后果。台湾的工人与小老板们勒紧肚皮、拼死拼活地赶工生产，工厂与养猪场毫无顾忌地毒害乡土与邻居，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廉价外销到美国市场。这些怵目惊心的景象，使得我们在有机会拿到马克思的著作时，就饥渴地狼吞虎咽，因为里头说的绝不只是１９世纪中的欧洲，而是我们眼下的台湾。

８０年代时我这派的青年，或许还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体系与政治路线，而只是必较广泛地具有左翼倾向，在许多关节上，例如崇拜群众自发性的风气，或许更接近反菁英的民粹主义或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确定我现在的政治观点，是到了美国之后，透过了解美国社会、认识许多大陆朋友、以及参加无数的政治辩论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