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

在美国

很幸运地，我的留学经验与大部分台湾人不太一样，没关在房里苦读，也没仅仅在湖光山色的大学城里体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我申请到学校的地方一概是破败的工业城，而透过很多前辈与朋友的帮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参与体会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

如果要评比那个地方最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的腐朽，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市──底特律──绝对会荣登榜首。

我总是喜欢带着外来客畅游底特律，跟他们说些我知道的城里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导游"任务，是带着北京清华大学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迟早是会崩溃的；可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他可是赞不绝口。他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生产关系，但是也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我从他住的那个风光明媚的大学城载他上车之后，就不断地就"物质文明"这回事跟他拌嘴。我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分开来看的，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最高度的生产力是会跟最悲惨的生活状况同时存在的。可他说你看看这公路修得多好，这两旁森林保存得多赏心悦目，资本主义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再怎么说，美国人在物质上过得还是比中国好嘛，这是客观事实嘛。

到了底特律，天色已经漆黑了。我们下了交流道走上了贯穿全城最大的伍德沃大道，一路往北走。路面坑坑洞洞的，两旁水银灯坏的倒是不多。走了一两英里，我的大陆朋友问我，这路灯后面怎么都没房子店家？我这才想到，应该走外线道让他看看。一靠过去就看清楚了，几乎所有的商店建筑都荒废了，门窗用木板钉死，被无聊青少年涂鸦得更显阴郁。这景象绵延着过了一里又一里。我尽责地说，："看左边那高楼，那就是通用汽车的总部"。可他眼睛死盯着路灯后的废墟，抿着嘴巴，全不搭理我。

那一年，是现在美国自由派怀念的柯林顿时期的高成长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让日本对美国的竞争不再气势汹汹。从各方面来看，"世界汽车之都"的底特律都应该繁荣兴旺的，而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生意也确实不差。可是底特律居民，除了有工会保障的全职工人之外，过的日子之苦，是我在台湾从未见过的。我的大陆朋友恐怕也无从想象。

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所供膳宿的学校给穷人家子弟。必须要供膳宿，是因为，在他们每天值勤中一再见到，黑人小区里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形极为严重，而父母多半得兼两个甚至三个差事，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关于美国的贫穷和饥饿问题，我不知跟多少留学生辩过。没几个人相信美国有人挨饿，因为他们的生活圈中只见到过体重过重的，没看过营养不良的美国人。但是即使美国每年都必须对外霸道地推销他们的剩余粮食，国内的饥饿问题从没解决过。２００６年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确实清楚明白地指出当年美国的饥饿人口高达８５５０万人！而这仅仅是美国一国的状况，要公允地评估的话，必须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则全球持续维持十几亿的饥饿人口，与欧美日垄断企业的生意兴旺，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就是资本主义。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比起我生长的台湾甚至还更为怵目惊心。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即使以全球２％的人口消费了全球４０％的能源以及绝大部分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工出口工业的廉价消费品，即使长期以来维持着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依旧无法喂饱将近十分之一的国内人口。这种发展，怎么会是任何自称左翼的人认为是应当追求的？

我可以理解１９８０年代的大陆人或许因为没见识过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而有类似"中体西用"那样认为可以只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却拒斥其他面向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我无法理解与我同样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先生怎么会有同样的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我或许比刚出国的大陆朋友知道得多。关于"实存社会主义"，可就得靠他们教育我了。而我从他们得到的讯息，与陈明忠先生的印象差距颇大。

就说文革这回事吧。跟我同辈的，文革后才上大学的，多半跟大多数台湾学生没什么两样。老师说啥他读啥，其他"课外"之事一概不管，只盼着高分毕业找个高薪工作。而年纪大点的，经历过文革的同学，则精彩丰富得多，每个人都有种种兴趣嗜好。谈起文革时上山下乡，固然有人悲愤不已，觉得误了自己的前程。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近年来我结识的一些大陆学界朋友，谈起当年插队的那个村，也常常语气亲热得像谈自己家乡。这些各式各样的文革回忆，我相信作为统派的陈先生结识的大陆朋友不会比我少，应该也听过，但怎么就选择只相信"十年浩劫"说呢？

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学，跟我说过文革期间当工人的经历。他是个个性温和的人，可是当工人时也贴过大字报批评厂领导，因为他跟另一个同事觉得生产流程安排得不对劲。他说："当时的社会气氛就会让我们这些年轻工人觉得厂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出了差错当然要纠正嘛。"他那份大字报最终没什么效果，还被领导报复了一下，但是他总觉得这辈子没这么有尊严过。他后来被美商公司聘为工程师回大陆到合资企业做事，放假回美国时，跟我说他沮丧得不得了，因为现在的工人全没有"主人公心态"，完全一副来打工的态度，"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进步"？可我说他们恐怕真的只是来打工的，不是什么主人公。

"主人公心态"这回事的确是中国大陆才有的概念，我认识的东德与俄国出身的朋友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说法。我曾听一个朋友讲过８０年代早期她结识的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故事。她到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了几天，有点心得。有一天下工时，就很自然地跟老板说："我觉得咱们的工作流程有些问题，大伙开个会商量商量吧？"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当然可以想象老板是什么反应，但是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跟我那位朋友说，从老板那一副"你疯了是吗"的表情，她才第一次体会到从小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怎么回事。

有趣也很讽刺的是，我在商学院修课的时候，９０年代美国的企管系在"丰田式管理"的风潮下，几乎每一门课都在强调以前靠的物质刺激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如何激励员工，让他们"感觉到对公司有所有权"，好让员工主动发挥首创精神──换句话说，把他们哄得产生了"主人公心态"，即使企业清楚明白地绝对不是员工的。崔之元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在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惜他忘了提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主人公心态"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在利润属于老板，工人随时可以被解雇的资本主义企业中，那可纯粹是戏法。

即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就是六四学运学生这一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人，也未必都相信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个官方说法。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到美国的北大学生。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满嘴马列毛到有点教条的地步了。

我当然对他思想转变的历程很好奇。他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８０年代读中学时，大家都把马列毛当屁话，只是得背起来应付考试的科目。上了大学，自由主义当然是最引人入胜的、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看到的当时中国的一切不公不义、用来打造内心的乌托邦的思想。一直到他进了监狱，才看到他从来不知道的事：牢里的政治犯，绝大部分不是像他这样的自由派，而是文革时的造反派，从７０年代末被抓，一直被关到９０年代还没出来。而外界，至少他自己，完全没听过有这群人。是跟这些这些狱友的辩论与学习，让他决定成为左派，因而卯起全力来生吞活剥以前不屑一顾的马列毛，如饥似渴地探寻他上学之后，师长们就绝口不提、学校的中国现代史也一概不教的毛泽东时代的事。

除了大陆朋友之外，我还尽量找机会跟美国本地的左派或社运人士接触、合作、辩论。最愿意跟我辩论的是各个托洛茨基派的党派成员，其他如无政府主义或属灵倾向的运动人士，则多半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对历史与理论问题没兴趣。托派光在纽约地区就有超过三、四十个互相对立的组织与政党，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有些对毛有好感，觉得毛是个不自觉的托派；有些认为毛和斯大林没什么两样，从１９２０年代开始就背叛革命；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古怪的，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个进步，会把所有的农民变成工人，而据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在与这些门派的辩论之中，我愈来愈发现，毛泽东版本的马列主义，确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清晰、最有解释力、也最贴近现实、可以用来思考方方面面的实际运动问题的一套。

就这样，甚至还没到过中国大陆，我就成了个思想与感情上的毛派。而之后有机会到大陆各处看、四处找人谈，益发让我相信，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而陈明忠先生所赞赏的邓小平路线，非但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而且终究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