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果实：中国面临食品生化危机

生化大国是如何炼成的

实习生·熊巧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非食用物质在食物供应每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加入。比如瘦肉精就时常被不良商贩加到猪饲料中。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留下了古人对食物保鲜的最早观点。如果那时有防腐剂，孔夫子就不用担忧了。

和孔子的那个年代相比，今天中国食品的生产、加工、经销、售卖和消费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食品从田间到餐桌之间的链条被拉得越来越长，食品添加剂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了食品中去。与此同时，对食品最基本的要求：安全，也受到了挑战。

从油条、豆腐开始

中国应用添加剂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早在东汉时期，就使用盐卤作凝固剂制作豆腐。从南宋开始，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就有了记载,是老百姓早餐桌上物美价廉的食品。国人吃了上千年的油条、豆腐，历史上尚未出现一例长期吃这种食品产生的中毒事件。

亚硝酸盐大概在800年前的南宋用于腊肉生产。公元6世纪，农业科学家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天然色素用于食品的方法。

泡菜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加工过程中先民不自觉使用了食品添加剂，过去的食盐、海盐等全都是粗制天然盐，正是泡菜口感变脆的因素。

世界范围内，公元前1500年，埃及用食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公元前4世纪，人们开始为葡萄酒人工着色。最早使用的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是1856年英国人W．H.Perkins 从煤焦油中制取的染料色素苯胺紫。

到目前位置，全世界食品添加剂品种达到25000种，其中80%为香料。直接食用的有3000-40000种，常见的有600到1000种。

从数量上看，越发达国家食品添加剂的品种越多。美国食品用化学品法典中列有1967种，日本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约有1100种，欧盟允许使用的有1000到1500种。

这个名单也在调整中。溴酸钾作为面团调节剂在发达国家已有8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很多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过量使用溴酸钾会损害人的中枢神经，血液及肾脏并可能致癌。中国在2005年7月1日下达了“禁止使用溴酸钾”的命令。

食品添加剂市场在中国规范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的副总经理彭冲回忆说：“大概1996年才开始，都是化工店和小门市形式的，这边卖化肥，那边就卖食品添加剂，都用麻袋装。这造成一种错觉，大家认为添加剂跟农药是一样性质的。”

1996年，国家出台了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添加剂开始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了。10年后，2007年国家颁布了更严格的食品添加剂国标，从过去禁止放什么添加剂，具体到每种产品允许放什么。

被误解的食品添加剂

1992年，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张利胜从大连工业大学的食品工程系毕业，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工厂，于是他就到一家食品加工厂当上了技术员，研究饮料、肉类、果酱、罐头，经常是春夏两季加工水果，冬天加工肉类。

在那家厂干了8年后，张利胜又去了另外一家食品加工厂，专门研究肉制品的生产配方。“当年刚接触食品添加剂,真是有点恐慌,觉得添加剂有点像毒药。”而现在，他认为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

这个观点，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不谋而合。“大规模的现代食品工业，就是建立在食品添加剂的基础上的。因为消费者对食物的外观品质、口感品质、方便性、保存时间等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所以要想按照家庭方式来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不加入食品添加剂，只怕大部分食品都会难看、难吃、难以保存，或者价格高昂，消费者是无法接受的。”

范志红不认为食品添加剂是魔鬼。“实际上，国家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整体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在正常用量下不会引起不良反应。对于加工食品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食品添加剂，就很难想象食品能有足够的时间运输和出售，也很难想象消费者能够吃到放心的食品。”

中国食品供应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可以认为是大约20年前开始，20年时间还不足以让中国建立完全可靠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用了一百多年。工业化程度越高，对食品加工的要求就越高，加到食品里的非食用物质也越多。这其中有合法无害的添加剂，也有非法有毒的添加物。随着食品工业化日益加深，中国人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把生化技术制造出来的东西吃了下去。

旅美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网名）介绍了一段美国食品安全发展早期的历史。1906年有位以社会小说和揭露丑闻闻名的作家Upton Sinclair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Jungle》，描写了一个肉加工厂的恐怖情形。肮脏、杂乱，就跟我们的社会中时不时爆出的“黑心作坊”一样。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经常让人吃不下饭。当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主管，一位叫哈维·威利的化学家，组织一些勇敢的志愿者进行了“神农尝百草”的实验——他们大量服用甲醛（防腐剂）、硼酸（膨松剂）以及其他一些当时人们往食品里加的东西，最后导致生病。《The Jungle》和哈维的实验，促进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由哈维领导的农业部化学局对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进行管理。这个部门就是FDA的前身。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由此逐渐建立。

在中国食品工业化早期，食品安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食物从田间到餐桌的链条并不长。用范志红的话来说，就是那时候有东西吃就不错了，食品安全意识无从谈起。

但范志红说，其实那时候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少。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因食用毛蚶引起甲肝大暴发，涉及30万人。那时，往辣椒粉里掺红砖粉之类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没有食品安全意识，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那时掺什么都毫无顾忌。

据卫生部资料，1982年，中国食品卫生合格率是61.5％，1994年上升到82.3%，2001年提高到88.6%。正是从2001年开始，食品安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频度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围剿非食用添加物

作为业内人士，张利胜对媒体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妖魔化报道，一直耿耿于怀。他说：“大家重视食品安全是好事。但是三聚氰胺、苏丹红，根本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填充物，说白了，放这些东西就是投毒，但是大家把这些都归因为食品添加剂惹的祸。”

我国当前约有2亿多的农户在以小作坊等分散的方式生产初级农产品，包括我们所吃的粮食、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由于他们的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农民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法律意识，因此出现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是难以避免的。

梳理中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从饲料肥料、种养、屠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食物供应的整个链条，日益工业化。每个环节都有安全漏洞。各种名目的非食用物质在每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加入到食品中，甚至完全是用化学材料“制造”出来的食品也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市场。

2001年3月至9月，广东中洋饲料有限公司因购买“瘦肉精”生产猪用混合饲料，导致河源600多名市民中毒，成为震惊一时的大案。该公司原经理林清源被判有期徒刑4年。

2004年，阜阳发生劣质奶粉事件，12名婴儿因食用这种没有营养价值的“空心奶粉”而死亡，229名婴儿因此营养不良。劣质奶粉是用淀粉、蔗糖替代乳粉，奶香精调香调味而成。

2004年5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揭露龙口粉丝掺假。一些粉丝生产商为降低成本，掺入粟米淀粉，为了增白，使用有致癌作用的碳酸氢铵化肥、氨水进行增白。龙口粉丝这一历史名牌也被非法添加物攻陷。

而苏丹红事件则突显了食品供应全球化安全的可怕之处。

2005年2月，英国食品标准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份通告：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的产品中可能含有具有致癌性的工业染色剂苏丹红一号。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禁“苏丹红一号”的行动席卷全球。最后，广州市增城区田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椒红一号的食品添加剂被认定为这次全球性食品安全事件的源头。

就在英国警告之后，2005年2月23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清查在国内销售的食品（特别是进口食品），防止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被销售及食用。当年3月29日，中国紧急制定了食品中苏丹红染料检测方法的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

“目前，已经有17种非法添加物被列入黑名单。”张利胜介绍。

立法求解

在中国食品行业，目前使用的技术标准99.8%由国外制定的。国外一般按产品定标准，标准与产品一一对应；中国则是按类别划分，如各种蔬菜只有一个标准—蔬菜类。因此同样，一个农药残留物，国外有2000多项标准，中国只有100多项。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国外技术标准的修改周期一般是3到5年，而中国技术标准更新速度较慢。如牛奶，1986年制定了国家生鲜牛奶收购标准GB6914-86。该标准规定牛奶中的微生物指标，国家一级奶应小于50万个/毫升、二级奶100万个/毫升、四级奶则达到400万个/毫升。而美国、加拿大规定，如牛奶中微生物超过5万个/毫升，就要从严处罚。

监管标准缺位外，法律成了食品安全的保障稻草。从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食品卫生法（试行）》，我国第一部食品卫生专门法律诞生至今，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但是多头管理和监管失控，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法》，2月28日正式出台。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建仙认为，《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食品安全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但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就要因此承担所有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还有待考量。

近年来， 虽然更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曝光于公众视野，但很多专家并不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未来感到悲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因为长期为食品企业辩护，成为网友攻击的对象。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应该说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来讲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它具体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总的食品合格率在15年以前大概只有50%到60%，而现在已经达到了90%左右。”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