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工人与学生联合占领工厂的尝试

【以下是美国记者窝斯特（Mary-Alice Waters）访问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人后，在1968年5月29日所写的通讯报导。原载纽约《米立屯报》。】

当总工会主席弗拉生和共产党其他领袖诬蔑那些左派学生，暗示他们为企图渗入工人阶级的反动派奸细的时候，在下层工人之中发生着另一个演变过程。这正是弗拉生等人所以要那么猛烈攻击那些革命青年的一个重大原因。

数日前，我和巴黎郊外布隆—比扬库地方的雷诺大汽车厂的两位青年工人边吃晚餐边讨论上述的发展。他们二人的背景和过去四星期内所经历的变化，既可以代表许多年轻人，又是富有重大意义的。

他们告诉我：五月初学生示威运动刚开始时候，他们二人以及雷诺厂大多数工友的态度都是敌视的。他们讲许多笑话，嘲笑那些学生是有钱子弟玩革命的游戏。

“但在5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他们这样说。“到了那些学生守着街垒而且和警察作战的时候，我们看出他们是认真的了。有一千多人受伤，而且警察是那么凶残。这令我们对学生同情起来。”

第二个重大转折点是5月13日，就是举行总罢工支援学生的那天。他们说，在平常时候，如果一个月之内因罢工而减少了工作时间超过九小时，所有工人在以后三个月内的工资都要扣减。而且从来罢工的时间都没有工资的。可是5月13日他们照常领到全日的工资，因此他们明白现在情形有点不同了。

两天之后，南方飞机公司的工人把工厂占领了，而且把厂长关在他的办公室里，藉此表示他们的斗争决心。

再过48小时，雷诺厂也罢工了。占领工厂的行动从一个车间开始，那些工人号召其他车间响应。雷诺厂有三万五千工人，属于全国工人中待遇最高的一类，他们同时也是法国工人阶级传统的前进中心。雷诺厂的工人一占领工厂，全国工人很快就跟着来，于是总罢工开始了。

“学生把火车开动，我们感谢他们这样做。我们一看见火车已经开行了，我们也爬上去。”

伯纳和雅克——和我谈话的这两位工人——说，他们初次直接接触到学生运动，尤其是接触到革共青，是在一个学生代表团从索尔邦步行八哩路来向雷诺厂罢工工人表示团结一致的时候。

学生来到的时候，工厂大门关了起来。总工会的负责人接待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就请他们回去，不要造成任何纷乱，以免给“警察干涉”制造藉口。有人散播谣言，说有一小群学生打算把停放在厂门口的一部份汽车烧毁。

墙上贴出了警告，特别注重警告比较年轻的工人：“这个警告，对于本厂大多数过去见过那些挑拨者活动的工友来说，当然是没有必要的。不过，我们要提醒那些比较年轻的工友，这些挑拨份子是为厂方服务的……每逢左派势力加强团结而威胁到他们的特权时，就来活动。”

尽管工会方面采取这种种预防措施，想阻止学生和年轻工人接触，下层工人还是不接受工会官僚的立场。

工人接受了学生带来的红旗，把它挂在工厂上，并表示感谢。“你们挂起成千成万的红旗，占领了索尔邦。现在我们也同样占领了工厂。”学生从窗户抛香烟给那些香烟吃完了的工人，许多工人，例如伯纳和雅克，走出厂外和学生谈话，答应到索尔邦去回拜他们。后来他们许多人到索尔邦去过好几次，为了明了那边的情况。

我们谈到罢工和工人反应的一些情况。他们二人首先着重指出年轻工人和较老的工人在战斗性上巨大的差别。“一直都是年轻工人起着推动和带头的作用。不过罢工始终是绝对团结一致的，斗志和决心很高昂。”

“昨天开会表决是否接受政府和雇主对我们要求的答复。工会领袖要我们接受解决方案，恢复工作。但是塞古伊说到我们只能领到罢工期间的一半工资时，受到了叫骂和喝倒彩。如果罢工期间工资不十足发给，我们决不复工。投票结果是绝大多数主张继续罢工。

“不过现在只有很少工人继续占领着工厂了。总工会叫他们回家，因为害怕这些工人继续团聚在厂里商量讨论。如果工人回家去陪着妻子儿女，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他们还谈到雷诺厂的工资情况。在装配线上工作的普通工人每月不到二百美元——这是达到生产定额的工资。如果达不到定额，就要扣减不少的工资。举一个例，如果他只生产了定额的百分之九十，工资就只能得到百分之七十一。他们还特别指出一点：熟练工人大约每月可得二百二十美元，但防暴警察有四百美元（另外每驻守街垒一夜有五十美元津贴）。厂内安全保障很差，例如管理大熔炉的工人，只有千分之二能够做到退休年龄。

我们最后谈到总工会雷诺支部刚刚号召工人和学生举行联合示威这件事情。我觉得奇怪：既然工会领袖对学生的态度像他们所说那样不友好，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号召呢？

“那是因为年轻工人坚决要求，而且我们得到多数支持。我们举行了一次总工会雷诺支部的会议，要求发起一次工人和学生的联合示威。我们对工会领袖说，如果他们不是反对学生的——他们当然说不是——就要发起联合示威作为证明。我们的要求通过了。

“但总工会不愿意开创一个雷诺工人和学生联合示威的先例，所以现在整个巴黎的总工会分会要出面号召联合示威了。”

谈到这里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我们要走了，我最后问伯纳是什么政治立场。他答道，他是雷诺厂一个共产党支部的书记。

雪铁龙汽车厂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下面是一个关于雪铁龙汽车厂行动委员会活动的报道的节译。原报道由行动委员会份子于1968年（6月？）24日提供，载于纽约《五洲新闻》周刊。】

雪铁龙汽车公司各工厂在巴黎地区共有工人约四万名。其中一千五百名参加工会。在厂内，厂主利用种种工具镇压工人：有厂方特务、私人警察、以及“自由工会“。工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是外国人，担任比较吃力的装配线上的工作。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有许多厂发生停工事件。这种事件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了。当天有几名工人说，如果能够有罢工纠察队而且把消息传给各厂工人的话，工人准备在下星期一实行罢工。桑西耶的学生和雪铁龙工人共同印制了一种传单，准备次日在雪铁龙各厂中散发。

次日，总工会发了一种传单，号召在星期一举行罢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为每月六百新法郎（约一百二十美元）。当时法国各地有许多工厂已经罢工了。在雪铁龙厂内总工会的会员很少，所以有人怀疑：总工会主动发起罢工，是否目的在于把一个至今未能控制住的运动控制起来呢？

自从五月十三日以来，就有若干个工人学生联合行动委员在桑西耶分校活动。经过雪铁龙工人与学生交换意见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这个雪铁龙行动委员会印制了两种传单，准备五月二十日散发，一种对雪铁龙各厂全体工人说话，另一种专门对外籍工人说话。行动委员会的用意是让工人认识那向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一切等级制度挑战的学生运动。传单并没有反对工会，也没有反对工会提出的要求。相反，传单认为工会的要求和学生运动一样，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传单表示认识到工人和学生的共同敌人，除非生产力归工人掌握，这个敌人无法消灭。它说，占领工厂是建立工人权力的第一步。

第二种传单用四国文字印刷。它指责资本家利用外籍工人的不利地位，对他们施行特别残酷的剥削，并且使他们孤立于法国工人之外，彼此不了解。“外籍工人用他们的劳动参加创造法国社会的财富。他们应该享有和别人同等的权利。因此，革命的工人和学生有责任使外籍工人得到和他们完全一样的政治权利和工会权利。这是国际主义具体的起点。外籍工人也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将和法国同志一起，大批参加激烈的斗争，摧毁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

五月二十日，雪铁龙委员会的学生和工人在雪铁龙公司各工厂门口散发传单，并且和工人谈话。起初和总工会的代表接头，没有结果。总工会代表想阻止发传单。他们的藉口是：散发不同种类的传单，会破坏工人的团结，引起混乱。他们说：“如果厂外人士离开这里，那就更好，因为他们在场使厂方有藉口来挑衅。”

可是，在厂里帮助总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总工会职员，有不少是厂外人士，即并非任何一个雪铁龙工厂的工人。总工会职员发出的传单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为一千新法郎（二百美元），比前两天他们所要求的几乎提高到两倍。

在街上，工会代表用喇叭对工人说话。雪铁龙委员会的学生却毫无拘束地同法国工人以及外籍工人混在一起。因为外籍工人没有接受工会命令去占领工厂，工会职员决定要利用学生。他们决定不把这些青年“鼓动者”赶走，反而鼓励这些行动委员会的战士继续和外籍工人接触。经过两小时的直接交谈后，多数的外籍工人都进入工厂，积极参加占领行动了。

五月二十一日，即占领工厂的第二天，行动委员会的战士却在工厂门口尝到了闭门羹，工会代表守住大门不让“奸细”混进去。于是青年战士与工人在占领工厂前原有的联系切断了。在厂内，年轻工人强烈抗议那些针对“厂外分子”的恐吓性的言语。总工会变成了新的老板。工会极力防止工人明白占领工厂是没收财产的第一步。行动委员会为了向这出乎意料的新势力斗争，发出一个新的传单对工人这样说：

“你们已经占领了工厂。你们再不受国家或过去的厂主控制了。

“不要让新的主人来控制你们。

“你们全体和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不要让喇叭代替你们说话。

“如果那些拿着喇叭的人提出一个动议，全体的工人，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权利提出其他动议。

“权力是你们，全体工人的。你们有权决定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你们，全体工人，要控制工厂。不要让别人夺去你们的控制权。

“如果有人限制你们和外界的接触，如果有人不让你们知道全法国正在进行中的深刻的民主化运动，那么这些人就不是想代表你们，而是想控制你们的。

“占领后的工厂应对一切同志开放，不论是工人同志还是学生同志，好让大家共同决定问题。

“工人和学生的目标是一致的。不管政府怎样阻挠，大学已经对一切人士开放了。

“如果喇叭代替你们作出决定，如果喇叭广播说‘我们’已经决定如何如何，那么，拿着喇叭说话的人就不是和你们共同工作的，而是操纵你们的。”

另外一种由好几个行动委员会共同编印的传单也发了出去。这传单号召成立全体工人的大会，这大会可以越过工会，防止任何小集团假借工人名义说话，以及假借工人阶级名义去谈判。传单说：“那些政党和工会的负责人不是罢工的发起者。一切是罢工者自己所决定的，以后也应该继续由罢工者自己决定，不论他们是否参加工会。”

雪铁龙委员会为了击败总工会的阻挠而继续进行联系和传递消息的工作，他们发动三项新的工作：发动外籍工人在贫民区和宿舍中行动起来；在工厂大门口联系罢工工人；把雪铁龙各厂中有政治觉悟的工人联系起来。

在巴拉和南泰尔两地的工厂里，每天举行工人和行动委员会的会议。议题是基本的政治讨论，研究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其与罢工的关系。工厂工人逐渐明白，罢工越来越转变成为传统式的工会罢工了。他们不满意把纠察队遣散以及使他们脱离政治，在这样做的时候有许多人脱离了队伍。例如，在巴拉厂里，夜间只有少数青年工友担任驻守。青年工人打算组织起来的一切企图，都受到工会官僚破坏，不是直接反对，就是装作把问题忘记了。

没有参加工会的青年工人想打破他们的孤立状态。他们去和民主总工会的战士接触，那些战士似乎是赞成学生和工人接近的。但民主总工会的目标是政治性和非革命性的；这个少数派的工会想吸收新会员，而学生运动在工人中得人心，所以它觉得此时适宜支持学生运动。其次，青年工人企图和那些要在工会中把下层分子组织起来反对工会官僚的战士接触。第三，青年工人和桑西耶的雪铁龙行动委员会接触，在五月最后一周之后，他们与行动委员会的合作日渐密切。到了五月底，青年工人对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能保持信心，而且觉得没有把握获得厂内工友支持了。警察已经采取镇压行动对付其他部门的罢工工人，所以这些青年工人感觉孤立而要寻求外界的支援。

雪铁龙委员会为了满足这种组织下层工人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当时农民经常把粮食从乡村送到索尔邦和桑西耶，农民、行动委员会和工人之间已有联系。雪铁龙委员会告诉工人，有可能得到粮食，叫他们直接和农民接头。问题是运输工具，就是，至少要有一辆雪铁龙货车送工人和学生到乡村去。工人赞成这个提议，而且很明了这行动在组织方面可能发生的作用。不过，工人不愿意自己负担动用厂主的货车的责任，所以他们想取得工会支持。工会代表叫工人去找巴拉地方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商谈。中央委员会愿意和农民联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整个行动要集中化，完全由工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这条件足以破坏建立下层群众组织的一切企图。

雪铁龙委员会所提议的第二种行动方式，是在不同企业的工人之间建立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能在厂内实行，因为工厂已经变成工会官僚防守着的无法攻破的堡垒，而这些工会官僚是反对任何下层工人互相联系的。所以，问题是争取言论自由和争取工人交流的可能性。

行动委员会所提议的第三种行动方式，是到宿舍去和外籍工人联系。这种联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使外籍工友加入罢工纠察队因而使斗争激进化，同时可以免除精疲力竭地向破坏罢工者斗争——这些破坏者普通都是受厂方利用的外籍工人。外籍工人之所以会受厂方利用，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没有政治认识，而且不知道消息；有好几次厂方召集他们来表决复工。

厂主利用外籍工人宿舍对这些工人实行双重的剥削，白天剥削一次，晚上再剥削一次。宿舍由雪铁龙的代理人管理，不许任何人进去，连工人家属都不许。例如，在距离巴黎三十哩的维耶勒贝尔地方，工人住在四十八个居住单位里，每单位有两三个房间，住十四个人。工人住哪一个单位，由管理方面随意指定。结果南斯拉夫工人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住在一起。工人之间极少能够互相交谈。而且他们在工作上也不属于同一班或同一车间。工人所付房租是每月150新法郎（30美元）。光是这一座宿舍，厂方每月就净赚五万新法郎（一万美元）。

雪铁龙行动委员会里面会说工人那种外国语的分子，和宿舍里的工人联系起来，把行动委员会的情况告诉那些外籍工人，同时建立起罢工工人和外籍工人之间的联系。委员会的目标，是让外籍工人成立自己的行动委员会来应付他们特有的种种问题，例如：上班的交通问题，粮食问题，反抗厂内的压迫，以及接近法国工友。有几个地区，工人成立了自己的行动委员会之后，在附近被学生占领了的大学或地方文化中心里找到课堂，开办了法语班。在贫民区和外籍工人聚居区，有农民供应的粮食由各行动委员会分送给贫苦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随时随地向外籍工人说明雇主怎样采取各种方法利用外籍工人来破坏罢工。许多外籍工人都和罢工工人联系起来，积极参加了占领工厂。

这一切行动的目标都是促成并鼓励建立起下层工人的组织。

孤立地据守在工厂里的少数工人，提出了如何防守工厂抵御一切进攻的问题。工会已经有命令：遇到进攻时，应该“保持着尊严”放弃工厂；所根据的理由是“力量对比”的悬殊。雪铁龙行动委员会派了许多“纠察队员”驻守在厂外，有一次这些“纠察队员”打退厂主雇来的企图把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赶走的工贼和暴徒，保卫了工厂。

越来越多的工人去到桑西耶中心同各行动委员会联系起来，这些工人又改变了雪铁龙委员会的性质，造成了在工厂内由工人自己组织并行动起来的可能前途。雪铁龙委员会同厂际联络委员会以及隆•布朗化学工厂工人之间的接触，又造成更多的可能性。

隆•布朗工人向别厂工人介绍成立下层委员会的经验，这在他们自己厂内是非常成功的。这立刻就引起响应。雪铁龙工人看出：下层工人组织——在其中，工人自己保持着有关罢工问题的决策权力——可以解决他们在罢工当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不过，到了雪铁龙工人熟悉隆•布朗下层委员会经验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允许在雪铁龙厂内发起同类的组织了，因为那时雪铁龙厂已经成为少数尚在继续罢工的工厂之一了，而且因为罢工已经变成传统式的工会罢工了。

隆•布朗工人除了号召别厂工人效法他们的榜样之外，还指出：只有下层工人组织伸展到资本主义各国之后，真正的工人权力才能实现。当雪铁龙工人正在学习化学工人的经验时，雪铁龙委员会一部分成员去了意大利都灵市，和“工人学生联盟”建立起联系——这联系是以欧洲最大企业快意（Fiat，即菲亚特）公司的工人为中心的。在都灵，彼此交流各方面的消息和经验：关于意大利的工人斗争，两国工会所起的同样的障碍作用，以及行动委员会的意义。组织下层委员会和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使都灵的同志们看到了远大的前途。为了促进未来的联系，双方决定经常交换情报（传单，刊物和书信），交换斗争要求，并且实行工人和学生的直接联系。意大利的同志从米兰来到巴黎，以便同样地和雪铁龙委员会直接联系。雪铁龙委员会里有些外籍分子也回到他们本国（例如英国和美国），扩大国际的联系。

6月22日星期六，在总工会和雪铁龙厂方达成协议之后，雪铁龙委员会里面反对复工的工人分子设法联系其他有组织的工人，以便在下星期一采取行动。工人印制了一种传单，说明：从工会所提的物质要求看起来，工人毫无收获。“虽然总工会满意于它自己和厂方达成的协议，大多数工人却觉得那些微小的收获配不起他们五个星期的斗争，也配不起那以总罢工方式开始的罢工，因此准备继续斗争下去。”

星期一早晨，有三种内容不同但一致反对复工的传单发了出来。总工会职员没办法找到工人愿意散发他们的传单。工会会员转变到反对派立场去了；工会代表和职员在大会举行表决前受到群众唾骂。工人以实力表达他们的立场，让反对复工的工人发表演说。在会议中，有个工会代表在群众叫骂声中无法发言，他根据民主原则要求让他讲话，然后在讲话中指责那些对他叫骂的工人，说他们“要用工人阶级的红旗压倒总工会”。

由于在物质要求方面不满意，又对工会幻灭，于是工人们深入地分析了雪铁龙委员会原先曾涉及过的一个问题，即：究竟战斗性的行动应该在工会之内进行还是在工会之外呢？许多未参加工会的工人想集中力量成立新式的组织。关于工会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了，雪铁龙委员会就能够根据它的经验展开并扩大行动的远景。

在雪铁龙工人看起来，雪铁龙行动委员会是一个联络和传播消息的机关。在这委员会之内，工人把他们在工厂各车间成立下层委员会的努力协调起来。在每周同另一个行动委员会，即厂际联络委员会会商的时候，雪铁龙工人知道了其他企业的工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通过与国外的接触，他们又知道别国的汽车工人的努力。工人们知道：下层委员会的革命意义，要在另一个危机时期才能表现出来。下层委员会是大规模占领工厂的基础，同时促成工人方面明了他们是厂内唯一的正当权力（就是说，任何特殊的集团都不能代替工人群众来发言或谈判）。大规模占领工厂，加以工人觉悟到他们的阶级力量，是工人开始占用生产工具——作为公开表现他们的权力的方式——的条件。工人一旦公开占用生产资料，必须同时组织武装保卫工厂的力量，因为资本家阶级会利用警察和军队的残余设法夺回工厂。到了这时，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又为了避免被外国军队压碎，工人必须把他们的斗争伸展到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主要中心。只有到了那时候，工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完全控制才能实现，那时，建立一个没有商品、没有交换、也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事业，才能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