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金融界流传一则议论,认为世界银行请了中国人做首席经济学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传统上由欧洲人担当总管的机构也将邀请中国人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显然,这两个组织的目的不在于请什么中国人出山任职,而意在让中国为全球经济复兴出钱、出力。 由此也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管理外汇储备能力的讨论,实际上,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股票的规模,美国政府的网站有所披露。据此,3月16日,位于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经济学家Brad Setser有保留地“测算”,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损失可能已超过8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5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9年中央财政的科技投入(1461亿元)的三倍多,这个钱也可以为中国制造100艘航母,还足以使一个中等的欧洲国家破产。倘若如此巨大的一个舰队损失了,一定会引发举国讨论,一定会写进世界历史。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危机损失,欧美国家比我们的损失还大。 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评价 小川行长的动议意义重大,它可以作为一种创新战略测试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推动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也可以为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元体系中撤出部分奠定舆论基础,SDR可能不是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但可以是一个诺亚方舟。 也许是痛定思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之前,周小川行长发表了创建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言论。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回应,认为没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 小川行长的动议并非首创,类似的观点远一些的有凯恩斯,近一些的有蒙代尔。 从1870年的139年以来,人类建立了三个国际货币体系,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从1870年英国建立金本位制开始到1933年美国大萧条;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从1945年签订《布雷顿森林协定》到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三个国际货币体系从1971年美元成为纸币体系至今。 值此微妙时期,小川行长强调:“SDR(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 倘若依小川行长所言:“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那么,SDR大厦的支柱也就理所当然包括美元、日元、英镑和卢布,如果美国和英国的货币体系出了严重问题、甚至坍塌,这个SDR大厦还能稳定吗?如果GDP可以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那么日本和美国都是靠国家高负债支撑的GDP需要鼓励吗?SDR是基于实体经济之上,还是海绵上,确实需要考虑。 笔者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的M3(泛指存款)货币总量大约不过六七十万亿美元的价值,这个价值造就的2008年全球GDP达到了五十万亿美元,SDR如果成为这个六七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要求权、流动性来源和债务凭证的集合体现,其整个体系的战略缺陷就是没有一个统一财政的支持,因此,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将是一个由不确定财政支持的货币体系,SDR更多的将是形式权利,这个SDR既可能被欧洲人出卖,也可能被美国玩于掌心。 而且,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在人类第一通货——纸币通货体系基础上构建的,美国完全有能力建立第二通货侧击它,届时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必将腹背受敌,一个仁川登陆至今使国人难忘,这个超主权储备货币不能使我们再次“难忘”。 目前人类正进入第四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沿,就是构建纸币通货与能量通货双本位制的时代。能源权利正从能源资源的裂变中提升出来,美国正历经能源从物质资源到基本通货的转变,能源作为一种基本通货将对美国扭转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推动美国在新的全球分工重组中获得巨大套利空间,美国已确定的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标志着美国正逐步进入纸币体系和能量体系双通货本位制的时代,这个转变对全球能源改革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能量本位制将再造国际分工,也将改造中国的发展资源和创新力量。
因此,小川行长的动议意义重大,它可以作为一种创新战略测试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推动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也可以为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元体系中撤出部分奠定舆论基础,SDR可能不是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但可以是一个诺亚方舟。 中国在当代国际通货市场的追求可以包括如下使命:其一就是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其二就是营建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主的国际货币的平衡的体系本位制;其三就是加快营建能量通货,推动世界进入双通货时代;其四可以推进以SDR等国际货币工具作为国际结算工具和部分确立其储备功能,而且这个储备功能需要与能量通货有所整合。 笔者将能量通货本位制定义如下,即:它属于一种有管理的通货制度,是以国家发行的能量要求权作为金融要求权和债务凭证的一种通货体系、运转价值和市场权利形态。它作为一种金融要求权可以流通,需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主权,也是一种新型的信用通货,是从能源的物质资源中提升的一种能量权利,由此,它能够成为将其他商品连接起来的通货,成为在商品和服务支付及债务偿还时被一定范围内接受的债务凭证或金融要求权。而且,这种通货具有多途径释放和运转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开局意义 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说明,通货体系本位的实质应该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不可能是社会公义的契约;国际支付不可能是平等的,为此,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或修正的核心是相对合理地解决支付的汇率制度。 1971年11月27日,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的商墓中出土的保德铜贝,将人类使用金属货币的历史提前到了3000年前,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保德铜贝建造了货币这种通货的基本功能,即作为衡量商品和服务记账单位的会计学功能,以及交易媒介的贸易学功能,这两个功能也是此后人类建立任何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和训诫。 保德铜贝诞生3000年以后,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870年英国开始推行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 System),1879年经过银储备到金储备套利转换的美国等工业国家也开始实行这种制度,由此构建了第一个金本位、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是,由于黄金储备的生产能力有限和市场经济景气周期性的运转,通过降低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和货币贬值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就成为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理想办法,为此,1931年9月的英国和1933年3月的美国停止实行金本位制度,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自然解体了。 这个体系的终结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一个因应国家力量大小而组合起来的等级制的利益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就是需要国际货币本位币作为基础,这个通货体系本位的实质应该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不可能是社会公义的契约,维护这个本位运转的力量之所在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之所在。其二,国际贸易需要国际支付,国际支付不可能是平等的,为此,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或修正的核心是相对合理地解决支付的汇率制度。其三,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是永恒的,但国际货币体系是可以解体的,过度的经济繁荣和危机都是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和修正的倾覆点。(作者系科学时报社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