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下的东莞：外来工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了

东莞，中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大本营、“世界加工厂”，一定程度上，“中国制造”也是“东莞制造”的别称。因其地近香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承接了大批由港台转移而来的制造加工产业而迅速崛起，成为自由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一个中国缩影。

短短30年，东莞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南粤重镇，2007年，以一个常住人口只有650万人的地市级规模，其GDP却高达3000多亿，几乎可称得上“富可敌省”。

然而，面对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传导而至的金融危机，东莞也最早感受到凛凛寒意。温家宝总理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他最担心的是广东。去年9月起，“空心化”、“东莞减速”开始频频见于报端。至去年底的短短数月内，温总理先后4次造访广东。东莞，正是他调研中国经济的一支水银针。

东莞怎样了？东莞在发生什么？特别是东莞曾经接收的千万名外来工，在短暂返乡后，有没回来？回来后能否找到工作？那些在城市边缘长大、不愿意回乡的外来工第二代，该怎么办？

在某种意义上，观察东莞，观察农民工能否就业，不仅是我们探测中国经济是否已到底部、即将步出低迷期的一个标杆，也是中国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真正建构“和谐社会”的沉重却又极其必要的一步。

我们还是从一群东莞人物入手，他们是：本地东莞人、工厂主、成年外来工、年轻的外来工第二代。他们的生活转折，也许正是千万东莞人的缩影。

陈景池 到处救火的本地村长

“现在我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实习记者 李少卿 发自东莞

正午，汽车行驶在东莞宽敞的马路上，两边的店铺大都拉下了铁闸，偶尔开门的几家饮食店门口，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食客，周边的工厂铁门紧锁，只有一两个保安坐在门口无聊地玩着手机。

车子拐进一条小街，开进了一家皮具加工厂的大门，我们随厂长上了楼。

“原来工人多得坐到墙边上，加班订单都做不完，要外包出去给小作坊做。可现在你看，全停下来了，原来800人的工厂，我们已经减到了100多人。” 站在往日喧闹但现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旧锡边村村长、也是该厂厂长的陈景池很有些失落。

陈景池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媒体俗称的“地主”。东莞是中国制造的大本营，本地人几乎家家都靠出租厂房赚钱，由于可以坐地发财，除了定期收租，大多数时间就是吃喝享受。

精明的人则自己开厂。陈村长自己就开设了皮具厂、餐馆、酒店。过去他一个月光靠收“鸽子笼”住户的租金就能赚4万，厂房的租金更是以百万计算。

除此之外，身为村长的他还要承担为村民分红的责任。过去是“村长脸通红，村民多分红”，现在他就连到自己开的餐馆吃饭也要有所顾忌：一是应酬大减，二是今年村民的分红很成问题，一双双眼睛正紧盯着他，作为连任7年的村主任，他实在不敢多吃。

从陈景池的身上，我们看出在珠三角做一个村长，绝非易事，他往往身兼多重角色，要随时转换身份上下沟通。常常是上午在政府开会，下午到工厂收租；自己的生意要打理，村民的纠纷也要解决。金融危机以来，他更是处于风暴的中央，各种矛盾和冲突纠缠不断。

也正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他对这次经济危机给当地的冲击，不仅有亲身感受，对时势也有超出常人的清醒。

“每晚都要吃止疼粉”

东莞现有常住居民200万，外来工曾高达800万人。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工厂倒闭和裁员、外来工的大批撤离，已经引起了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制造业衰退使得百业萧条。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多支持，少歧视。更多扶持中小型企业。不能只扶持所谓高科技和龙头企业。”陈景池认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东莞市政府规定企业裁员10人以上必须到相关部门登记。企业倒闭后，如无法结清应付农民工的钱，则先由企业所在的村委会垫付，等到企业相关资产拍卖后再予以补回。

陈景池介绍说：“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裁员的工厂经营都非常困难，不裁员，工厂就只能倒闭。而倒闭的工厂虽然有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拍卖，但这么多企业倒闭，哪还会有人买设备？只能当废品卖。今年的废品价格又降得这么低，废铁才4块多一斤，拍卖设备的钱根本是杯水车薪。”

陈景池告诉记者，上个月就曾接到过一份从香港发来的传真，发件人是村里所出租厂房的老板，内容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因实在无力经营，决定关闭工厂。”

看到这样的字句，他说自己“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拿着“大声公”（扩音器）去安抚工厂工人，并顶着压力，从村委会里拿了200万垫付工资，这才解决了这场从天而降的劳务纠纷。而废弃工厂的设备，他估计只值几十万，剩下的钱只能是不了了之。

“这些钱本来是全体村民的，拿去垫付了工资款，我们村民的利益又怎么办呢？” 陈景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毕竟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不是长久之计。”

陈景池又对记者说：“东莞提倡产业转型是好的，但现实是东莞有30多万家加工制造企业，解决了将近800万人的就业，创造的税收就更多了，不是说转就能转的。就拿我们村来说，以前每年靠收地租都有100多万的收入。现在最大的一家厂倒了，还有一家已经欠了12个月的租金，我们村的收入一下就少了30多万，再倒几家，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眼见工厂相继关门，厂房租不出去，陈景池心急如焚，“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以此缓解日益加剧的头痛病，用他的话说，“胃都吃出了血”。今年，陈景池把原本一万二每平米的厂房租金降到了八千一平米，一千五的铺面也降到了六七百，但还是有一半没租出去。

对于自己皮具厂大量裁员而又没去政府登记，陈景池也有自己的理由：“裁员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又没欠薪，就没必要去登记。”

在陈景池看来，裁员是个必然，“前些年大家都过得太舒服了，什么人都办工厂，几十个人的工厂满地都是。活多啊，大企业做不完，就外包给这些小工厂。所以大家都拼命招人。现在大企业订单少了，小企业就接不到订单，只能去做一些更低端的产品，以前大家人员都超编，所以造成了现在的恶性循环。”

有其因必有其果，陈景池认为政府和不能把就业压力都推到企业主身上，“转型不是喊口号，还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现在，陈景池的工厂仅剩一条生产线还在开工，对比以往手工含量高的书包和旅行箱，现在生产最多的是更简单实用的环保袋。陈景池说订单才是最重要的，生产什么产品倒是无关痛痒，至少要能支付工人的工资。

他最后告诉记者，工厂依照现在的情况顶多撑到8月份，如果到时经济环境还没有改善，他也只能停业关门了。

在外面争取订单的工厂主

建华五金饰品厂，正是陈景池说的那家已拖欠租金12个月的工厂，位于东城区旧锡边村，刚好处在东莞的城郊结合部。

这家民营工厂过去颇具规模，发展最好时有五六百名工人。每天工厂的轰鸣声要持续到深夜。在这里待了8年的四川广安籍模具维修师傅老游告诉记者：“以前因为噪音问题，周围的村民经常去村委会投诉，村委会再来找厂里协调，能不能缩短开工时间。可是现在，没人再来反映噪音问题了，大家想的是怎么能多开工。”

从2008年底，该厂开始订单减少，经营出现危机，工人走得只剩下140多人。游师傅也没什么事可做，今年工厂更以“模具维修人员过剩”为由，让游师傅转行干起了保安。

老游却不愿做保安：“薪金方面虽然差不多，但毕竟自己有一身技术，不想丢了，再说保安实在是个无聊的活儿。”

今年过年期间，游师傅去厚街、长安等几个地方转了圈，发现像自己这样的技术工人还比较好找工作。2月底，他向工厂递了辞职信，但工厂却以没钱结算上两个月工资为由，把游师傅留了下来，说像他这样的技术骨干，是企业的不可再生资源，留下来等以后环境好了，一定能受到重用。

游师傅说自己能体谅工厂的难处，不过他还是准备走，“如果东莞这边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回广安去，广安的发展也不错，等以后经济变好了可以再出来嘛。” 游师傅说自己虽有信心，但看着空空荡荡的工厂，还是会有“英雄迟暮”的感觉。

我们问经理能否采访厂长，他说，厂长最近一直在外面陪两个大客户，争取订单，很少回来。

我们要工作

--3个中年外来工的故事

半年前，郭小明3人还是东莞一家台资大厂的同事。随着工厂倒闭，他们的命运也随即发生变化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东莞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郭小明扶着自行车站在东莞天华家具厂门口，腋下有一圈汗渍。这里是虎门，烈日下，绿色的厂房显得空旷、孤独。许多次，他在薄暮中经过这里，都会发现门口的美人蕉已经枯萎，蛛网在角落里结成了肮脏的绒花。

"我在这里工作了11年，"他对看门的老人说，然后安静地抽上一支烟，像在费劲地等待天明。

如今，37岁的郭小明在兴义玻璃厂做检验员，薪水还不到从前的一半。1997年，他进入天华家具厂。工厂倒闭之前他是包装部的组长，每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

郭小明记得，去年10月份，当周围的鞋厂、电子厂纷纷倒闭时，做美国生意的天华工人还一度感到庆幸。尽管这家发展近20年的台资大厂也已经捉襟见肘，但没人相信它会突然倾圮。

一个毫无征兆的星期天下午，老板"跑路"的消息在600多名工人间不胫而走。当郭小明赶到厂里，他看到愤怒的供应商正要抬走机器抵债。"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们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郭小明说。

最终，虎门镇路东村委会接管了天华厂，并且垫付了工人的工资。那天下午，厂子的操场上摆了长长一排桌子，工人按部门排队领最后一笔工资。大广播不停地播放着通告，告诉那些按完手印的工人，不要在厂区逗留。

年轻工人拿到钱就走了，可郭小明心里不是滋味。在工厂外的小饭馆，十几个工作十多年的老职工坐在一起低头不语，仿佛惶惑的未成年人，看不清未来的路。

"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郭小明说，"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与郭小明一样，周荣钦也是90年代就进入天华厂。他曾想留在东莞，但找得到的工作都只几百块钱一个月，无法支撑一家花销。他最担心的还是上初三的儿子。

"要让他一直读下去，将来不要像我一样，"周荣钦说，"可这也需要一大笔钱。"

周荣钦只得回到了广西钦州老家。平时靠打零工来赚点钱，补贴家用。他的妻子也曾是天华厂的工人，现在只能操持家务，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我做了那么多年，按法律规定，一年赔一个月工资，本来能拿七八万补偿金，"已回广西的周荣钦在电话中说，"我们把天华告到法院了。但村委会已垫付了一百多万工资，拍卖来的钱能分到多少，谁知道？"

另一位工人--在天华厂工作了18年的肖平良，则感到了和生活失去联系的惶恐。从前他所习惯的日常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已变成了遥远的往事。

"我在家具厂做了十几二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东莞，"肖平良说，"现在我快40岁了，突然要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没有竞争力，一点都没有。"

无业的日子

无业的日子，郭小明会买份报纸，坐在社区广场上。翻完了就在厂周围转转，看着贴着法院封条的工厂大门发呆。

一天，郭小明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国际新闻，那房间里的家具，和天华厂生产的一模一样。他跳着叫妻子来看，可心里倏然哆嗦了一下--天华厂已经不在了。

对郭小明来说，十多年的打工像是一场梦，醒过来依然感到生存的重压。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回忆年轻的时候。

那时他和朋友在桂林做了三四年方便筷生意。筷子从大兴安岭一铁皮一铁皮拉过来，他们自己加工，卖给大小餐馆。

每天清晨，他骑着三轮车，穿梭在桂林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头一天睡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就会被催筷子的电话吵醒。虽然辛苦，可他从未感到生存的艰辛。

他喜欢滑冰，在溜冰场上认识了一个在冰激淋厂工作的女孩。此后，他们手拉手地在沉闷的生活中飞驰而过--这个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1997年，郭小明因为没有暂住证，在深圳东躲西藏。检查的人总是半夜才来，听见狗叫和喧嚣，他就得爬起来跳窗溜走。有一次躲到河边的树丛里，因为犯瞌睡，掉到了河里，险些丧命。

妻子心疼地说："我们不要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了，好不好？"

如今，那些情绪仿佛黄昏的日影，渐渐淡去。失业后郭小明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当一个同样失业的老乡找到他，邀他一起去顺德做赌场生意时，郭小明决定铤而走险。

他偷偷拿出多年积攒的两万块钱入了股。在顺德一家高档酒店，他们包下一间客房。凡是来赌的人，他们包吃包住，然后从赌资里抽取利润。郭小明说，最多一次，他们一夜收了12万，但需要从中抽出一大部分打点黑白两道。

两个月的时间比两年都要长。郭小明学会了赌博、放高利贷。他白天昏昏入睡，却总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恐惧中惊醒。在为数不多的通话里，他对着妻子大发脾气，可一挂上电话，又陷在自责中不能自拔。

郭小明最终拿着本钱退了出来。春节过后，走在飘着雪花的湖南老家，他还是决定回到东莞。"我想找一份正当工作，只要它能维持生活，"郭小明说，"11年了，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漂泊，漂泊

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而如今失业的工人来说，家乡已经显得不够亲切。当城镇化的车轮碾过他们的故土，很多人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也是肖平良决心漂泊在外的原因之一。

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天华厂，每个月只休息一天，平时甚至很少离开虎门镇的路东社区。肖平良已十分习惯这里的世界，但一夜之间，他发现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没了他的位置。遥远的金融风暴呼啸而来，他们被骤然甩出运转了十多年的轨道。四处找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仿佛鞋肚里有一颗石子，每走一步都是痛楚。

"我不敢进小厂，怕过几天又会倒闭，"肖平良说。"小厂没有保障，说倒就倒了，没有人管你。"

而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世界工厂"受挫甚深，许多大厂一夜猝死，硕果仅存的企业也在尽量压缩人员，削减成本，努力维持。根据3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节后入粤的农民工有946万人，其中的46万人未实现就业。

"东莞的人才市场我们也去过，"肖平良说，"但那里都是进公司的，像白领一样的工作。"

"其实我还是想进家具厂。做了10年家具，只有这方面能得心应手。"可是家具行业在东莞正值举步维艰。在被称为"东方家具之都"的东莞厚街镇，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家具行业的开工率不到60%。理想的工作找不到了，他们都务实地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在东莞找工无望，肖平良去了广州花都，投奔弟弟。

郭小明还留在虎门。他看到了兴义玻璃厂的招工启事。要招15人，赶过去一看，来应聘的就有100多人，满满地站了一操场。先是查证件，之后考文化知识（其中一题是要写出四大名著的作者），面试后还要做俯卧撑--玻璃厂干的是体力活。

俯卧撑做到26个，他喘着粗气趴在在地。管事的人说："看你年纪大，有家有口的不容易，多算4个算是见面礼吧。"

郭小明说，他一直想去谢谢这个人，可感激更像是种苦涩。比起那些至今失业的同事，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那么大的银行都倒了，大河里的水没了，小河也要干，"郭小明说，"一次看电视，看到美国人过圣诞节，很多东西原来可以买，现在也算了。看看外国人，再看看自己，觉得是安慰，又好像不是。"

如今，郭小明在尽力缩减开支。原来租240元/月的房子，现在搬到了180元/月的地方。原来买过一双安踏，现在再也不敢买了。他天一黑就到社区广场上，看老年人唱歌跳舞，打发时光。

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忍不住怀念已经不复存在的天华厂："老板对我们不错。十多年了，工资一次都没拖过。平时大家相处得也融洽，工作压力也不大，有了这些，还图什么？我本来想在这里一直做下去的。"

十多年来，郭小明们固守同样的位置，忙碌同样的工作，聚沙成塔般营建起稳定不变的生活。如今，天华厂这个微型世界轰然倾圮，他们忽然发觉自己的身份十分尴尬，甚至不能再被称为"打工仔"了--他们已经与这个称谓里隐含的年轻无畏相距甚远。他们被生活推动着，抬腿出发，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是下一个落脚点。

在花都的广州火车北站，四下都是喧闹的人声。肖平良畏缩地站在街角，等着弟弟来接他。他的脸色疲惫紧张，在阳光下泛着蜡一般的光色。直到看到骑着助力车的弟弟，他才如释重负地露出笑容。他挤出人群，小心翼翼地坐到弟弟的后座上。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在城市的喧嚣声中，他们摇摇晃晃地，越骑越远。

不想回去的小夏

"在这每天见到的是人，是汽车，回老家每天面对的是猪，是牛车，你会回去吗？"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实习记者 李少卿 发自东莞

东莞桑园工业区。

玩具厂的大门口立着一张红色的招工广告牌，告示旁，蹲着一群农民工，他们只是在交头接耳，可却没人敢进去。

小夏是其中的一员，正看着广告牌上的字："包吃住，月薪800。"

"又是骗人的吧？"站在路边的小夏把记者当成了同行者。"我看起来年纪太小，怕他们不要。你们先进去，就说我们3个是一起的，这样成功率高。"

这个染着黄头发的少年，今年只有16岁，不过据他说从老家河南来东莞已有两年。原来在一家收音机厂做普工，"就是把零件凑在一起，往电路板上一粘，特别简单"。小夏说工作很无聊，但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工作时间也宽松，"计件算钱，每天只要能完成定量就行，多做还算加班费，1小时5元"。手脚灵活的他，经常很早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今年1月，老板告诉小夏和他的同乡，要扣他们一个月工资，理由是"不服管理，打架闹事"。"其实就是老板没钱了，故意找碴。"小夏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打架，老板才不管呢。又没签合同，出了事你自己负责就行。这次，凭什么扣我们工资？"

小夏和几个同乡不服气，就罢工了一个星期。后来老板同意给他们发工资，但条件是拿钱走人。小夏和另外3个同乡一起离开了工厂。现在，同乡中有一个已回了河南，还有两个在东莞无所事事。

记者同小夏走进了玩具厂的值班室，刚好经理和业务主管都在。他们告诉记者和小夏："现在宿舍不够住，暂时不招人，但可以填张表，以后招人直接找你们。"

走出玩具厂，小夏显得很平静，告诉记者他找了一个多月工，这样的表已经填了十多张。招工的大部分要技工，没技术的普通工人很少有地方要，有也只要女工。

这一情况在东莞非常普遍，金融危机下，各家工厂都在节省开支，女工吃得少，干活仔细，又比男工好管理，不会闹事。

此前他曾找了一家中介公司，说是"保证能找到工作"。在交了100多块钱中介费后，小夏被介绍到一家工厂做清洁工，进厂前又要他交了50块钱，说是进厂费。没干两天，工厂说要检查他的合同，合同刚交出去，就被人撕得粉碎，而后又以他"工作不努力"为由开除了他。至此，小夏说他"再也不相信中介了"。

尽管如此，小夏还是很有信心。"我以前也换过几个工作，那时哪都在招人。总还有用工的吧，多找几家，大不了打临工。"小夏说自己喜欢打临时工，干一天结一天钱，自由，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他带记者来到刚把他炒掉的厂子，"那里紧缺人手"。

穿过低矮的过道，旁边是发臭的积水，上了三层发霉的楼梯（他自己躲了起来），我们听见了机器"滴答滴答"转动的声音，凌乱的库房里坐满了年轻男女，正埋头缝纫，没人抬头看我们。

老板娘背着孩子走出来，把我们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们，接着报了一遍工资条件，月工资有900块，可是没地方住宿。我们借故谢绝，离开。

小夏的哥哥在厚街帮人开车，由于有开车手艺，他哥哥暂时还没失业的危险。不过，小夏不愿跟着哥哥，因为哥哥老管他。"去年我跟隔壁厂的打架，被我哥知道了，把我20多块钱买的刀收了。我和他打了一架跑出来，就再没去过他那了。"

当地一些居民表示，最近村里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年青人在街上闲逛，很多人到了晚上都不敢出门，大家都很担心村里的治安会恶化下去。

谈到以后的路，小夏说自己打临时工也要呆在东莞。对他来说，回老家种地不仅是赚不着钱，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更是他难以忍受的。

"在这每天见到的是人，是汽车，回老家每天面对的是猪，是牛车，你会回去吗？"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