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精英的“危机对策”

祝乃娟：对富人简单敌视无益于解决问题，政府应重视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样才能全面应对危机。

经济危机语境之下，普通民众对于财富、拥有财富的群体，及其获得财富的方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比如美国AIG分红事件、白宫经济顾问萨默斯高额收入被社会质疑等事件；中国社会对于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也报以了极大关注)。因为，在一些国家，不同阶层收入的“马太效应”似乎在经济危机之下更为强化了，而这在很多国家都起了“化学反应”。

4月10日的《经济学家》封面文章《富人被攻击》列举了人们向爱丁堡银行家的办公室扔玻璃，法国屡屡发生解雇员工的老板被胁持事件等事实。该文认为这种社会态度的巨变对政治和经济有重大影响。

在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对华尔街进行了猛烈批判，典型的例子像麻省理工学院教授Simon Johnson，他采用了带有“道德”色彩的政经视野：美国正在受权贵资本主义折磨，这是很多成熟市场带来的祸害。他认为，在早期的政治体系中，权力主要通过暴力来传导其影响力。而在一个复杂的市场中，权力通过金钱(贿赂，回扣等)传导其影响力。但是，问题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发生了变化，华尔街的影响力和权力的产生，不是通过贿赂，而是通过明显的意识形态。美国金融工业界通过积累一种文化资本赢得了政府对其的信赖与拯救。利益团体们已经让华盛顿内部的人相信，巨大的金融体系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思想界向来是不乏“评之评”的，争论产生了，以simon为代表的以上这种观点被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批判，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Dani Rodrik就认为，Simon的观点是“平民论者和专家政治论者的奇怪联姻”，并且他认为拯救金融业是经过了广泛考量的。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对于经济危机的关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超越了此前第一阶段的政府出台种种经济刺激计划的层面，这个阶段已经是社会(包括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广泛而深入讨论经济危机诸问题，包括评价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寻找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探究下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将经济危机的罪责完全归于金融业及其从业人员难免片面。因为，政府对此行业的监管及其相关政策也是危机的重要原因。比如，与美国人喜欢冒险与市场放纵不同的典型是一向严谨的德国人。德国一向对金融市场监管严格，并且拥有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无论是西欧的富兄弟还是东欧的穷兄弟们经济都一片哀鸿时，德国仍然较为镇定，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3％的德国人的个人财物状况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德国上月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40％。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些问题系中，最容易落入民众眼中的问题莫过于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是谁，人们迁怒于金融业及其从业人员，人们对华尔街“穷追猛打”，认为这些金融从业人员只是在体制内利用低成本的资金去投机钻营，他们不像那些有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微软和谷歌那样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现在华尔街那些人还能继续享受高薪的话，那么，民众就会更加愤怒。

人们真正应该监督的是，对财富的获得方式，而不是财富本身。谁不想得到财富？在经济一片大好之际，人人都想得到财富，有经济学家甚至称之为普通投资人的“天真”，那就是此前只知道让经纪人帮自己投资。在经济下行期，人们得不到财富并且亏了钱，甚至失业了，一些人开始变得仇富。据相关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法国民众赞同这种劫持老板的行为。但是，类似想法与行为并不值得称道，它对我们唯一有益的警示是，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在面临来自社会的挑战。

作为政府，对于社会出现的这种思想的变化以及极端的行为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美国等国政府应该超越经济危机的视野，去系统地考虑社会，这有助于他们制定正确的下一轮刺激计划。拯救华尔街与重组通用汽车那样的大规模救市计划，带有明显的应急性，政府还应该具有社会发展的“长远视野”。民主制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充满中产阶级的纺锤型社会，只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才能持续。

政府应对危机，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个群体，包括完善社保体系，真正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不仅是通过凯恩斯式的“挖坑”来制造就业岗位，更是要通过教育来促进充分就业(以往的经济衰退历史佐证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人是最明显也是受衰退冲击力最大的群体)。就像《经济学家》文章所说的那样，“把富人当靶子很容易，但是这么做到头来只会自食其果。”对富人的简单敌视无益于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该重视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并在政策上充分考虑到这个群体，这样才算全面的应对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