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派头不搞特殊化：参与武训历史调查时的江青

毛泽东的卫士不少，任期10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骥便是其中一个。给毛泽东当卫士是幸运的事，在毛泽东身边13年更是人生的幸运。当然，谈主席是绕不开江青的。本文介绍了李家骥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从侧面向人们展示当时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以及江青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

 不知道江青

 要批判《武训传》

 杨庆旺（以下称杨）：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江青传”充其量只点到江青参加了武训调查和湖北的土改，但具体情况尚属空白点。

 李家骥（以下称李）：我先说说武训调查。

 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看了这个片子的。

 杨：1951年2月孙瑜自带拷贝进京汇报演出，请领导审片，21日经周总理同意，晚7时，由电影局袁牧之带队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放映。据孙瑜说朱老总、周总理、胡乔木等领导都看了此片（由两集剪为一集），但毛主席和江青没有来看，是几天后又调了《武训传》去看的。

 李：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说：“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上班回来，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

 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放在主席办公桌上。

 一天，江青找我：“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说，那就选主要的文章也给她一份。

 一次主席问我：“这些材料你看过吗？”

 “没有。”

 “你应当看，明白文章的内容，不同文章的观点，并学会分析比较，看谁说得对。不仅看国内大事，还应注意各报刊的报道的动向。”

 “是，我要努力按主席的指示做。”

 杨：当时您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

 李：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

 越往后来批评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发表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

 化名李进，奔赴山东调查武训

 杨：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讨论这部电影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这篇社论绝不同于一般文章，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是对《武训传》这部电影和武训这个人乃至对这场讨论的定性、评价和指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而且很多内容是主席加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主席研究《武训传》和这场讨论的情况，肯定借助了你给他提供的剪报，那社论中罗列的各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估计也来自你提供的剪报。

 李：6月19日或20日，汪东兴找我：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

 杨：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您当时了解吗？

 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不是武训问题而是江青安全问题。

 杨：李老，当时（也包括后来）人们称你们为“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的成员除你们保卫人员，还有十几位专职“调查”的。

 李：北京的袁水拍、钟惦裴，我记得很清楚，似乎还有一人，但记不清名字了。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裴都坐的软卧。他们3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

 杨：到山东后，在后勤生活方面还顺利吗？

 李：第二天到济南，由山东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们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江青住二楼。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来了四五个人，江青召开会议，袁、钟和山东的同志参加。晚上，江青要洗澡，让服务员放水。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江青有一个习惯，洗完澡后都要洗内衣。这天晚上洗完澡把内衣泡在水里，没来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没想到回来后，她发现衣服有人给洗了。她对我交待：“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烦服务员，这样影响也不好。”

 刚交待完，她又发现袜子没有了。这双袜子虽然不是新的，在当时来说很高档。我马上找到给洗衣服的服务员，她说光洗了衣服，没看见袜子。我对江青说，估计被水冲走了。对此江青心里不满意，但又不好发作，对我说：“以后工作要考虑细一些。”

 “武训办学，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

 李：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

 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有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着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袁水拍、钟惦裴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说：“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什么事？”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很大。

 “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又问另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托共产党的福。”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谁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了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老头老太太家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在回城的路上，调查团的同志与回家的农民们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武训为穷人办了好事，有的说武训想办好事实际上穷人并没有得到好处。

 杨：堂邑距聊城44华里远；从堂邑到柳林镇还有同样距离。换句话说，至少武训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是很有名气的。

 李：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在堂邑，江青和一个老太太唠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着哭了。老太太说：她们家有个孩子上了武训办的义学，上学期间被有钱的人打伤了，因伤重，又没钱治，就死了。对这个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触，她两次对我说到这件事。她感慨地说：“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

 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司洛路同志回忆，当时的人们，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江青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是这种情况吗？

 李：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