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大朗镇毛织产业的前世今生

1979年的安全生产标示随处可见。曾经辉煌的大朗毛织一厂现已成为私人家庭作坊。

早期的制衣车间。(资料图片)

如果你去过大朗，一定能明白大朗人对毛织产业的深厚感情。大朗每个工业区、每个村落、每条道路，无不充满着毛织的气息。“村村毛线绕，户户织机响”，毛织业渗透到大朗的每个角落。毛织大道两旁的羊毛衫商铺鳞次栉比。两个毛织交易中心内的毛衣花样繁多。

这里不产一根羊毛，却拥有一条年产毛衣3亿件（套）、由3000多家毛织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如今，几乎无人不晓大朗“中国羊毛衫名镇”的盛名。工业文明替代了农业文明，历史渐渐为人们所淡忘。其实以丘陵地形为主的南方小镇大朗，原是有名的“荔枝之乡”。

◎开创时期

砍掉荔枝树建起厂房

“我们大朗人应该感谢一个叫卢成培的香港人”，叶暖深说。不仅是因为他在卢成培开办的毛织一厂内学到了技术管理，更因为毛织一厂带动了大朗毛织行业的发展。“毛织名镇”取代“荔枝之乡”就是从毛织一厂开始的。

2008年7月27日，骄阳似火，大朗大井头种了20多年荔枝树的伟叔站在树荫下，怅然地说，以前荔枝树多，根本不用躲太阳。而在不远处的大井头老年活动中心里，曾在赫赫有名的大朗毛织一厂做过主管的叶暖深，正打着“跑得快”，安享晚年。

年过半百的大朗巷头人陈贵德已专心打理他的四星级酒店，而他起家的根本南华毛织厂则放心地留给了弟弟陈贵明以及堂弟陈敬东等人去负责。陈贵德与陈贵明等兄弟的旗下还有汽修厂、汽车站、房地产。

同样是以家庭作坊起家，有技术有管理的叶暖深在大朗毛织一厂工作了十多年后，辞职回家开厂，一度在大朗毛织风生水起之时辉煌过，在毛织一条街上有过一席之地，但还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他开的毛厂经营了不到十年，就关门了。而陈贵德的南华厂越做越大，两度买地扩厂房，如今又涉足其他行业。

毛织一厂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大朗的命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朗人即以种植荔枝为主要生活来源。17岁就开始随父亲种荔枝的伟叔说，那时大朗全镇除了房子、农田外的地方就是荔枝树，推开门就可以见到绿油油的荔枝树。等到初夏收成时，累累果实挂就在枝头。

那时每年大朗荔枝的年产量都可达到三四千吨，几乎占了整个东莞荔枝收成的四分之一。大朗“荔枝之乡”的美誉渐渐传开，越来越响。

1979年这一年，大朗的农民还在忙于照看自己的荔枝树时，香港人卢成培在大朗籍好友吴彬的推荐下，看中了大朗大井头荔枝园林中的1万多平方米的地。

要设厂就必须先把荔枝树砍掉。一边是曾经赖以为生的果树，一边是不知为何物的工厂，大井头的几百户果农艰难地进行着抉择。大队干部花了一个多月一家一户做工作，许诺优先进厂，这才得以让钢筋水泥搬进荔枝园林中。

“砍掉了好几百棵荔枝树，有的果农抱着果树哭了好些天”，当时在大井头大队专门负责碾米的叶暖深说。1979年5月，曾经的荔枝园林上竖立起一栋庄园式的厂房。

◎发展初期

本地人进厂学技术管理

分田到户，责任承包制，大队解散，在大锅饭时代专在大队碾米的叶暖深顿时“失业”了。何去何从，是当时不少大朗人面临的抉择。

当过兵的叶暖深敏锐地意识到，进毛厂工作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那个时候进厂的难度可大了。除了大井头被砍果树的农户外，其他村民要想进厂，必须找大队干部写个批条才行。

凭着与当时大朗镇镇长的私交，叶暖深拿到了镇长的进厂批条，进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大朗毛纺织一厂，并当上了车间主任。叶暖深说，当初改革开放的思想才刚刚启蒙不久，思想不像如今那么开放，甚至连毛厂起个名字都大费周折。这就是工厂为何起名叫大朗毛织一厂的原因。但在出口时打的是香港协和厂。

大朗毛织一厂最早的工人，都是清一色的本地人。那时候，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工人们都毫无所知。卢成培从香港请来一名主管以及几名师傅手把手地交工人操作机器。而卢成培本人也仅是在开厂初期经常来大朗，后来就很少来。叶暖深回忆，他在毛厂做了十年的车间主任，只见过老板两回。

好学的东莞人逐渐地在毛厂里站稳了脚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拉机的技术以及车间管理学到手了。从香港来的师傅在半年后就回去了，还留在大陆全权打理的主管也放心地赌起了马。“每周在厂里呆两三天，香港一跑马他就跑回去了。”叶暖深也在车间主任的位置上越坐越稳。

第一桶金用来买织机

大朗志上为这家大朗镇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毛织厂写下了浓墨的一笔。大朗毛织一厂厂房面积一万平方米，工人1900人，设12个车间，两间分厂，引进毛织机械设备2000台，具有织衣、缝衣、洗涤全套生产毛衣程序，是东莞市最大规模的毛织厂之一。

就在毛织一厂投产不久，刚退伍回家的陈贵德也面临抉择。进厂，他没有关系，又不甘心务农，陈贵德只能外出打工。最初在广州火车站抬铁轨铺铁路，后又去深圳搞建筑。几年建筑水泥工的生活，陈贵德挣了点钱，加上香港伯父资助一部分，与兄弟等人买了一台五十铃货车。

陈贵德兄弟不分昼夜地轮番拉，专门跑运输拉饲料。从深圳拉到南海、佛山等地。到1983年时，陈贵德兄弟又买了两辆货车，还请了两个司机。为赚钱，陈贵德几乎是把命都搭了进去。疲劳驾驶是经常的事，一次车祸中还压断了腿。

就这样，搞运输跑了5年，陈贵德攒到了第一桶金。看到红红火火的毛织一厂，陈贵德有了自己的算盘。“与其找关系进工厂，还不如自己开厂。”

1985年，陈贵德与陈贵明兄弟俩用积蓄下的钱，托朋友从香港买了20台每台价值3000多元的手摇纺织机。设备有了，可技术、管理对陈贵德兄弟来说，又是一穷二白。只能又是从香港找来师傅。“当时为了学习好技术，兄弟俩一天24小时有超过20个小时是呆在机器旁，一边生产一边学”，陈贵德的堂弟陈敬东说。

◎民企起步

本地人自开毛作坊

在毛织一厂设立不到五年的时间，工厂的规模翻了一番。卢成培也着手在常平以及大朗黄草朗设立了两个分厂。看到大朗毛织一厂如此成功，香港的毛织厂纷纷向东莞大朗镇和周边镇区转移。为了便于辨认，相继取名为大朗毛织二厂、三厂……毛织九厂。

据大朗镇政府统计，1979年，港资企业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开办第一家港资毛织企业，至1993年时，逐步增加至100多家毛纺织企业。叶暖深说，在这期间，他只见过一家五金厂落户在大井头，其他的都是毛纺织厂。

1987年，已经在工厂里当车间主任当了好些年的叶暖深明显地感觉到，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原先工人是清一色的本地人，而到了1987年，大朗很多工厂都活跃着外地人的身影，各地方言逐渐在大朗的工厂里蔓延而开。“这一点也不奇怪，工厂多了，本地人根本不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南下广东”已成了当时的一股潮流。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劳动力。最先到大朗的是广西、湖南、四川人。类似接力棒般，外地人如同当初本地人学习香港人一样，首先在本地人的手下学习毛织机器操作，也学习本地人的管理经验。渐渐地到了1994年，外地人开始在毛织厂里做起了师傅和部门主管。本地人则慢慢地走出了工厂。

也就在1994年，在毛织一厂当了十多年车间主任的叶暖深揣着赚来的十多万块钱，离开了毛织一厂。“我算是离厂比较晚的了，很多本地人都是在1988年左右就离开了工厂，拿着赚来的钱，自己另带徒弟，开起了毛纺织加工作坊。”回忆起此事，叶暖深至今仍觉得后悔，如果早点离厂，或许后来就是另种结局。

历经多年的改革开放，大朗不少农户成了“万元户”、“10万元户”。有些人则走出外资毛厂，利用在外资厂打工学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自己购置手摇毛织机，从外资厂拉回毛线，办起家庭作坊式的毛织厂。一条村、整个镇，由十几家逐渐发展到几百家。从给人打工，到给人加工，到自行组织生产。

由于生产成本较高等原因，港资企业逐步把生产环节转移给本地企业，转而主要从事接单外销。本地人办的毛织产业逐渐在大朗形成，主要以毛织品来料加工为主，属工艺简单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普遍都是“兄弟档”、“夫妻店”、“父子厂”。大朗民营毛织产业以“来料加工”业务起步，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到1996年，位于大朗镇中心区的巷头村，全村总户数1109户，个体私营毛织企业就有200多家，村里建起了毛织工业城，成为有名的“毛织村”，成为大朗镇重要的毛衣生产基地。叶暖深清楚地记得，1996年的一天，他途经巷头村的一条道路时，突然发现这条只有两三公里长的道路上却有几百家毛厂招牌。如今这条道有了新的名字———毛织大道。

另辟新径“织到落”

陈贵德的兄弟作坊就设在两间平房里，那里曾是他的婚房。陈贵德的毛织作坊也是从港资毛厂接订单，帮人加工开始做起。1988年，陈贵德又花了10多万买了36台花机。机器多了起来，平房里拥挤不堪，1989年，兄弟两人租下了巷头原生产队的办公楼，将机器搬了进去，也取了个新的名字，南华毛织厂。

最开始只有织机，到1989年购进了缝盘。多样的机器，也使得南华厂从原先的加工作坊，变成了集缝织、洗水、烫熨等后整工序在内的一整套的加工厂。当时大朗人俗称全套加工为“织到落”。

从1989年到1992年，南华厂都是一整套地帮人家加工。

雄心勃勃的陈贵德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帮人加工上。1993年起，“织到落”的加工做熟了以后，南华厂就开始尝试做内销。“当时的市场跟现在不同。那个时候只要你有货什么都能卖。现在20块一件的衣服那时卖到六、七十块”。陈敬东在回忆一次广州卖毛衣的经历时，用“只知道数钱”来形容。装了1千多件毛衣的面包车，车门刚开就被抢购一空。

从1993年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前，那是内销最好做的黄金岁月，只要你手上有货就能卖。当初南华厂在办公室内挂了一张中国地图，凡是产品到达过的地方都会挂上一面红旗。除了西藏、新疆、贵州、陕西这几个地方，其他地方都插满了红旗。那个时候南华还生产自主品牌宾达。“只要搞服装批发的人就没有不知道南华的”，陈敬东说。

陈贵德回忆，那段时光也是最累的。南华厂里所有人整个生物钟都是颠倒的。1995年的时候厂里已经有400多名工人了。织机白天做，后整晚上做。做不过来，还把货发到其他厂，让他们去做加工，自己做后整。就这样，南华厂一天可出两万件货。1996年，南华厂搬进了现在的两栋厂房，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现又拥挤了。当南华厂再次想买地建厂房时，旁边的地早已被另一家毛厂购买了，只能是隔着买地了。

◎港企衰落

百余港企逾半不支

1994年从毛织一厂出来后，叶暖深花了6万多元买来30多台机，包括装修费共花了10多万，还请来了18名工人，在他家的两间瓦房里开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毛织厂。一般的家庭作坊主要是帮港资毛厂加工，其中大部分又是帮毛织一厂加工。“那个时候，大井头这边家家户户都是毛厂。我们7兄弟就有4个是自己做。”

“这些企业主大多没有市场意识，有单就做，没单就停机。村里很多农民都去捡毛织厂倒掉的毛料，找个机来摇摇，小的接大，然后拿来卖。别小看它，很赚钱的。”大朗镇主管经济的镇委委员林熙仿将毛织业形成为大朗的“富民产业”。

但这种当时主要依附港资毛纺织企业的“富民产业”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重重地打击了一次。1996年已经做了两年老板的叶暖深里的作坊里，又增加了十多名工人。“一年赚了30多万，那是最好的时候，以后逐年下滑了。”

此时的毛织一厂也开始显露疲态。受1997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大朗毛织一厂也先后把常平以及大朗黄草朗的两个分厂给撤了。到2000年，专为毛织一厂做加工的叶暖深已很少能从毛纺一厂里接到单子了。

毛织一厂成就了大朗毛织的声名，最后却倒在大朗。以家庭作坊起家的大朗毛织在大朗一厂的带动下，渐渐壮大，终将毛织一厂等港资企业挤垮。

曾经的“巨人”倒塌是迟早的事。2002年，大朗毛织一厂欠下几千工人工资、6000多万元加工费，被列入东莞两级法院“2002年十大案件”。不久，大朗毛织一厂倒闭。叶暖深说是，陷入资金三角链之中，货款未要到是其倒闭的原因。

陈敬东说，实际上，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很多港资企业都倒闭了，另外也有港商厌倦了这种加工办厂模式，专注做好香港的写字楼去了。而此时，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的经验积累和资本积蓄都已经完成。大朗纺织自然而然地就从港企为主变为港企逐渐被民营企业取代。

近年来港资企业逐步退出，由原来的100多家下降至40多家。民营毛织企业不仅完成了对港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而且把大朗的毛织业推向了更快、更大的发展。

2004年，已厌倦了毛织生活的叶暖深关闭了他的作坊。还有几万块货款至今没有追回。

大朗名头越来越响

1993年，一位在深圳投资的俄罗斯商人来大朗订购1万件毛衣，成就了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多位业内人士都把大朗第一笔国际易的光环戴在了南华厂头上。但南华厂的营销总管陈敬东有些谦虚地说，当时只要有货，销往哪里都可以，也不管他是哪国人。他已记不清这笔对大朗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易了。

大朗人显然不满足于国内市场，俄罗斯人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大朗镇政府顺势而为，出台了一系列用地、用水、用电、用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当地的毛织民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无论你在哪里下单，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在毛织产业上，也天生有着“制造”优势。甚至不少温州、福建的企业都将订单发至东莞来生产。“温州人在大朗发财很厉害，很多发了几亿的。我们给他十几元一件，他卖100多。罗马有一条街，全是大朗的毛衣，但都是温州人批发过去的，卖80-100欧元，翻了不知多少倍。”林熙仿说道。

“我们以前给人家做加工，赚那么几个加工费，人家还不信任你，说你外地佬。”目前在国内已具备相当名气的英伟服饰的董事长关伟也经历了从贩卖毛衣到替人加工、最终创立自主品牌的过程。随着民营资本的积累和企业主观念的转变，东莞已不再满足于为人作嫁，走自己的路成为许多企业家的选择。

1996年，大朗镇建成广东最大的毛织品和原料集散地———广东毛织市场。2001年起，大朗每年组织一次“织交会”。各种国际展会也频现大朗毛织的身影。大朗开始营销自己的产品和品牌。“现在企业都很积极，他们尝到甜头了，知道展会上接订单，比坐着等要好很多。”林熙仿说。

现在，大朗拥有毛织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105家，形成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物流贸易、信息咨询等产业链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2002年，不产一根羊毛的大朗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羊毛衫名镇”称号。2005年年底，大朗毛织产业集群被确认为第一批广东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大朗毛织业不仅成就了大朗人的生计，也成就了大朗的盛名。

“毛织厂是我们的根据地，无论生意做到多大，都不会放弃。”陈敬东向记者解释着，大哥在外闯天下，一有发展壮大的机会，就从兄弟几个人抽调人手去负责，但无论如何一定会有人固守在毛厂。

◎未来之路

转型升级渐成趋势

从家庭作坊到贴牌加工的工厂，大朗毛织企业一步步走来。但如今，毛织生产却已进入多事之秋。受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压力，毛织企业纷纷倒闭，或将生产环节转移向山区、内地，甚至东南亚。一方面，五六百家企业已外迁至大朗与信宜共建的产业转移园内，另一方面，留守在大朗本地的毛织企业也在进行着转型。

教师出身的湖北人倪国勇，对做毛织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生产很有局限性，你只可能办一个工厂或几个工厂。销售多了后，有很多工厂可以帮我做。大朗这里有3000多家毛织厂，要我一个人开那么多厂不可能。但他们已经有基础了，我不必要把钱投在这里。”倪国勇将自己的安康兄弟公司定位为哑铃状的发展，做设计和销售，只为销售必要而保留少许生产环节。

安康兄弟公司将加工环节中的绝大部分转移给其他企业做，专注于设计和销售。安康每天推出二十几个新款，建立大面积的版房（即样品房），并在北京、广州、香港、美国、英国等地设立了销售点。“我们要话语权，反过来告诉客人：我们公司产品是自己设计的，你看上了，我们的产品就值这个钱。”

在大朗，也有许多生产型企业开始注意扩大在设计和销售方面的投入。据大朗镇委委员林熙仿介绍，大朗上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有几个至20个左右的专业设计师。

倪国勇称自己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40多人的研发队伍，7个设计师，20人左右的销售团队，100人左右的生产人员，如此规模不能不说是“小厂”。然而一年时间，安康便从低矮的“鸟笼”式工厂搬至几层楼高的大厂房，并将自己的广告在织交会上打得满天飞，其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倪国勇的故事或许能给众多毛织企业主以明示：加工与销售，哪个环节赚得更多？企业又该如何抉择？或许，安康兄弟公司所走的路，正是大朗毛织企业的未来所向？

■数字毛织

年销毛衣12亿件

纺织服装是东莞八大支柱产业之一，且长期居于前三的位置。其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即是虎门服装和大朗毛织。虎门服装的制作过程称为“梭织”，而大朗毛织则是“毛针织”，二者迥然不同。

大朗毛织从1979年港商投资的“大朗毛织一厂”起步，至今已发展成为高度密集的6平方公里的毛织产业带，毛织专业街道总长6.5公里。以大朗为中心，辐射常平、东坑、横沥等镇，大小毛织企业近万家。仅大朗镇就有毛织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105家，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集群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仅在大朗集散的就超过8亿件。

大朗生产的毛衣，40%在国内销售，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测算，近五年，大朗生产的毛衣，全国平均每3个人就有2件，全世界平均每5个人就有1件。目前，大朗已成为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毛织产品生产基地，成为国际毛织产品的重要采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