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工人起来反破坏保饭碗

西京电厂坐落在西安市东北隅城墙外，紧邻护城河，是西安唯一的发电厂。解放前夕有3个发电机组，总容量3110千瓦，职工300多人。 

1943年，刘守学被调到西京电厂任总工程师，1948年到1949年5月，时局动荡，两任厂长先后离职，刘守学挑起了代厂长这副担子。5月17日，召开紧急护厂会议，推选20名职工为“应变委员会”委员，刘守学为主任委员。同时动员全厂职工人人参加护厂。

5月20日上午10时，警备司令部有电话找刘守学，询问发电情况，刘守学告诉他一切正常。对方显然在打听情况。

不一会儿，工人纠察队长朱雀桥给刘守学打来电话：警备司令部的爆破队包围了发电厂。当时职工家属扶老携幼到厂防空洞避难，人来人往，纠察队看到爆破队来了也无法关闭大门，发电机已经被炸，全城黑暗。

下午3时以后，街上枪声渐稀，国民党残余逃往南山，解放军已从北门进城。刘守学立刻前往解放军先头部队在西大街的驻地。接待他的是位军官，刘守学说：“电厂被炸，但城门关闭，我无法回厂抢救，我是厂长，请你们帮助我回厂。”但那时全城仍处在危险时刻，尚无法出城。

5月21日早晨7点多，那位军官给刘守学一条一米多长的红色布带，说这就是通行证，路上如有人阻挡，就回答是龙江第一支队给的。他们已给守城门的卫兵打过电话。

电厂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厂里墙倒房塌、门窗玻璃俱碎。大家边看边议论，决定发电科立即动手日夜不停地轮班抢修二号机组，力争第二天下午4点点火，傍晚试发电先供全城路灯照明用电。

供电科则分两班人进行抢修，一班人修发电厂内被炸倒的出线架，检查大变压器的绝缘设备，另一班分头检查全城路灯、电杆、电线、灯泡(路灯灯泡被国民党逃兵临逃时用步枪射击致损较多)。

5月22日下午4点，二号机组点火成功，傍晚，西安全城线路复明。

电报电话 第二天就恢复畅通

岳父1985年已经去世，可朱镐不止一次地听过岳父在西安解放前夕，费尽心机才把西安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发射机保护下来的事。朱镐的岳父叫苗生瑞，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是西安电信局工程师。

1949年4月局势紧张，当时西安电信局局长金宝光借口到南京交涉经费，一去不返。业务处长吴渊代理局长。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少数工人甚至打算携家带小往外地逃。为了安定人心，电信局地下党提出“机器就是我们的饭碗”，通过职工会和局方成立“局工联席会”，组织护局。

5月18日清早，一辆漂亮的人力车拉进电信局，维修工李德林认得是人力车夫老董，他专门给西安警备司令部拉包月车。坐车的人匆匆上楼去找吴渊，老董说：“他们要跑了。”李德林把消息告诉了地下党。设在局外革命公园内的发讯台，是西北最大的无线电发射机，是当时电信局最重要的通讯设备。

李德林带人到了发讯台，立即发动在班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把机器拆开，一直拆到下半夜。发讯台后边是水利厅，中间隔道墙，墙上有个豁口，能过人。他们决定趁天黑把机器转移到水利厅院子的草丛里，一人抱一包机器零件慢慢地过去，大机器放在一口枯井里，用草一盖。

谁知被水利厅的人发现了。李德林先给局里打了电话，掐掉水利厅的电话，防止告密，接着又将机器运回，藏在办公楼后边的防空洞。

19日夜，情况更加紧张，局门口警卫室驻进了一个班的军警，长途台的楼上来了两名国民党兵，带着手榴弹，看样子一接到命令就要炸交换机。工人们装着和他们闲谈，不时用假电话谎报军情，一会儿说“解放军已经到哪里哪里了”，一会儿说“解放军马上就进城了”，制造解放军立即攻进市内的气氛。又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却又故意装着接不通，那两个家伙误认为局势不妙，主子已逃，越听越害怕，也顾不得上司命令，和门口那班人急忙溜走了。

5月20日上午，解放军进入西安。21日，全局所有电报电话畅通，恢复正常工作。

共产党绝不禁止百姓穿好衣服

一些老人回忆，西安市民长期遭受国民党的残酷压榨，因此对共产党的希望和要求也是很高的，因此解放军的模范纪律就是老百姓测验共产党的第一个标志。

当年解放军入城后，新颁布的规章制度中，对妇女体现了足够的尊重，例如“买卖婚姻极不合理，要绝对废除”、“童养媳婚姻非常不人道，必须禁止”、“家庭遗产应男女平分，男女都有继承权”等。

一些老人回忆，解放军干部接待妇女时往往由于纪律太严格，显得态度过于严肃，解放军从来不主动和女人握手。

为了严明作风，当时的入城规定里还有不得私自进入游艺场所及澡堂，乘坐公共汽车必须照章买票，绝对禁止私受礼物或搞私人生意，不得随意接受慰劳品和宴会等;甚至对于电灯使用，都规定“一般不能超过40瓦，以节约电力”。

一些战士衣服较破旧，因为进城后规定不私制新装。一名起义军官看解放军穿得很朴素，自己也换上了农家衣服和布鞋。贺龙接见他时，看到对方衣服过于破旧，便问：“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对方表示要向解放军学习。得知情况后，贺龙哈哈大笑，大声说：“我们共产党绝不禁止老百姓穿好衣服!”本报记者王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