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会上出了大典型 1964年5月的一天上午,河南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在毗邻兰考的民权县召开。整个上午的会议日程是由4个沙区造林先进县的领导作典型发言,时限为1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前两天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兰考县委书记、县长张钦礼。张县长在介绍兰考防沙造林成绩和经验的同时,着重介绍了与他一起共事一年多、在治沙斗争中为兰考人民故身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 一个个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会场400多人无不为之动容。限定的时间过去了,大家还是那样专注地听着。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站起来,挥一下手说:“讲下去,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张钦礼从焦裕禄禄上任后第一次访问老农讲到他走过的最后一个沙丘,从治“三害”的豪言壮语讲到他亲手栽下的泡桐……当他讲到焦裕禄临终要求组织在他死后把他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时,整个会场的人已是泣不成声。 张钦礼足足讲了两个半小时。副省长当即宜布:暂停典型发言,休会讨论焦裕禄事迹。结果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几个月后,张钦礼向省委递交了近万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省委很快下发了《关于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当年在兰考县作新闻干事的刘俊生说:"1964年9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在社长张应先的带领下来兰考做深入来访。不久新华社发了通稿,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了2000多字的消息。 “焦裕禄的本事比党还大?” 1965年秋,在河南分杜的新华社记者周原遵照副社长穆青的指示,要“选一个灾区的典型”,周原经过一阵仔细的对比和推敲,还是选择了焦裕禄。 10天后,穆青、冯健、周原等一行5人来到兰考。他们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兰考的村社,采访了几百名干部群众。采访中,人们声泪俱下的诉说和百姓悄悄去哭坟的感人场景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穆青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中央决定像宣传雷锋、王杰那样树立这个典型。断华社河南分社将这个消息传达这给刘俊生,并指示:1.向地、县委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地、县要先行一步大张旗鼓地学习;2.把焦裕禄的所有照片都收集起来,以备选用。 当刘俊生满怀激动地把这个消息报给县委周书记(周化明)时,他却不高兴了,等了半天说:“兰考这么穷,白茫茫的都是益碱地,有啥可宣传的?焦裕禄来兰考满打满算才一年多的时间,干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成了典型?我作不了主,你找地委的秦部长(秦一飞)汇报去吧,他是兰考的‘四清’团团长,他同意我就没意见。”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刘俊生还是忍着一肚子委屈来到开封找到秦部长。秦部长是开封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时在兰考当“四清”工作团团长。“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一年多!一年多他能干出啥成绩?报道出去让人家来看咱沙荒,看盆碱地,看兰考人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秦部长反对。 第二天,正逢开封地委开常委会,按一位地委副书记的安排,刘俊生在常委会上作了汇报。秦部长第一个发言:“我是兰考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对那里很了解。”然后他又重申了头一天的那番话,最后说:“不能宣传,人家要都来参观,看到兰考那么穷,会撇嘴、摇头。”经过一阵议论之后,地委书记张申最后表态:“焦裕禄的事迹很感人,赵垛楼治水、张庄封沙丘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央、省委都同意,为什么我们不同意呢?焦裕禄出现在开封是开封的光荣,我们理应先学一步,这个典型应该宣传出去。 为了更加严谨周密,穆青让周原把《具委书记的榜祥——焦裕禄》的成稿交给兰考县委集体审核。县委召开了由张钦礼主持的专门常委会议,逐字逐句地核实,大家一致认同并通过。 当时周书记在乡下,没有回来参加这个会,刘俊生领着周原找到他。他看了看稿,咋了咋舌说:“我不同意。兰考这小地方用三句话、六个字可以概括。三句话是:焦裕禄到兰考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共产党领导人民干了十多年都没改变,他一年多就给变样了,难道说他比党的本事还大?写兰考的面貌改交,是宣传县委和全县人民还是宣传他一个人?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六个字概括:灾、难、病、苦、死、逃。” 周原回来后,张钦礼果断地说:“他早就不同意,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县委集体的意见是同意发表。” 1966年2月27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发。从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神州。 省委书记怒斥反对派 很快,来自省内外的机关干部和文艺界的演员们陆续到兰考学习,兰考县城里的招待所一时全部爆满,许多学校、工厂等单位不得不把部分房子腾出来接待来宾。省里和开封地委派出一部分工作人员专门来这里协助接待工作。穆青带领一班人马再次来到兰考,决心对焦裕禄的事迹作进一步挖掘。 在一次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秦部长在发言中讲到了焦裕禄:“满打满算,焦裕禄在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就算他不吃不喝不睡觉,他能干多少工作?现在兰考人出去逃荒要饭的有的是。看吧,兰考的盐碱地、沙荒到处都是,人穷得两人打伙穿一条裤子。《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不少都是张钦礼编的,穆青胡写的。而且文章里不讲阶级斗争,只讲生产斗争。” 这的周书记接着说:“我早就知道周原不是党员,是个摘帽‘右派’,应该把他赴出兰考!”穆青和周原知道后非常生气,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省委立即作出反应,通知开封地委书记、副书记、秦部长及兰考县委周书记等人到省委汇报工作。 临走前,周书记找到张钦礼:“看你干的好事,省委让我们去汇报文章的问题,简直是捅了个窟窿……我还得跟省委要100万斤粮食、100万元钱、500台8马力柴油机,堵这个窟窿。” 一天后,周在省委会议室第一个发言:“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他改造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一个头,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务大着呢,我可没本事给他填这个坑。他到兰考才一年多,他的本事比党还大?”说完,把向省委要物资的报告递给了省委书记刘建勋。然后就是秦部长发言…… 刘书记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现在学习焦裕禄有三种情况:一是认真学习,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工作计划;二是黄河撒尿随大流;三是不好好学习,还制造流言蜚语。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你们可好,一张嘴就是100万斤粮食、100万元钱、500台机器,省里没有这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才开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斗难,好的开头了不得。焦裕禄的计划都完成了,让你州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睡大觉? 在这种情况下,秦部长、周书记当即作了检讨。回来时,秦、周对随行人员悦:今天的事回去谁也不准说,要拿党籍担保!’ 在新华社的大力工作下,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热潮,高峰时期兰考县每天要接待几万名学习参观者,为此铁道部特批了郑州到兰考的专列。 周总理解救兰考县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兰考“四清”工作团按上级指示改为文革领导小组,秦部长和周书记分别任正副组长。小组开展工作后,很快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定为“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张钦礼正在黄河边组织群众放水,造反派不由分说便把他捆了起来,戴上高帽揪回具城批斗。9月16日,一张铅印大字报“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人的大毒草”贴满了兰考县城的大街小巷。其中谈到“这篇通讯为什么不提阶级斗争?力什么通篇连阶级斗争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谁提供的材料?我们要质问那些混蛋们:你们为什么不体现县委的集体领导?写这篇通讯的混蛋和介绍情况的那些王八蛋,你们居心何在…… 没过几天,这张大字报就贴到了开封、郑州,甚至贴到了北京。焦裕禄的墓地被砸,10万多册学习材料被付之一炬……与此同时,兰考县文革小组还专门成立了“揪斗穆青战斗队”(实际是由走资派控制的保守组织),要把穆青从北京揪到兰考批斗,这队保守人马很快就开进了北京新华社总社。当时穆青已被定为“三反分子”,正在挨斗。但新华社拒绝保守派的要求,不准将穆青揪往兰考。 保守派没有达到目的,就到郑州揪斗周原。周原没能逃脱,被他们扭住胳膊押往火车站,准备去兰考,快到车站时,周原急中生智,冲着街上造反游行的人大喊:“革命群众们,我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的作者,他们要打倒我,他们要打倒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群众们一听,一下于都扑了过来,把保守派冲散,周原趁机逃脱。 1967年2月27日,张钦礼被开除党籍,撤职法办,被关进兰考监狱。 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两位记者赴兰考调查。1960年,张钦礼曾针对河南全省的浮夸风和官僚主义上书周总理,被总理称为“第一个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敢说真话的县长”。同年10月28日,总理接见了他并请他吃饭。1967年7月,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领导(何运洪)将张钦礼从监狱里接出来,护送到北京,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总理嘱咐他回兰考继续做好工作,改变兰考面貌。这样,张钦礼又走马上任。 碑文换上“副统帅”题词 当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毛主席、董必武先后题词。林彪也题了词,只是没有公开发表,送往河南。1966年10月,这个题词被北京来的造反派从一位省委领导的家里意外地搜出。结果事情闹大了,林彪在河南的一个死党觉得河南方面怠慢了“副统帅”,便将这个领导狠狠批斗,同时对一直大力宣传焦裕禄却不重视“副统帅”题词的张钦礼怀恨在心。 1970年,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的张钦礼为了发展生产,在兰考下发了一个《奖励生产成绩卓著者》的通知,内客是“生产队达到每人年产小麦500斤,奖励马3匹;大队达到这个标准的,奖励东方红拖拉机一台……”结果被林彪的那个死党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物质利激”、“标准的刘少奇生产党”,把他揪到信阳批斗,然后关在灵山寺。 按照林彪那个死党的命令,焦裕禄的墓碑被重新整理,碑文被磨平,换上了“副统帅”的题词。 根据群众大量的上访材料,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又一次把张钦礼解救出来并予以平反。 1971年11月10日,周总理再次接见张钦礼。他说:“张钦礼同志,你受委屈了,你的事中央全都知道了。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老熟人了。你治盐碱,治涝灾,很有成绩嘛。” 纪念馆被关闭12年 1971年,国家出版部门对河南下达两项任务:林县的红旗渠和兰考的焦裕禄。中央出版工作会议计划中明确写着:《焦裕禄》(传记体小说),要表现焦裕禄光辉的一生。随后,河南省委很快成立写作班子,共有7人,时任兰考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刘俊生任创作组组长。 两个多月的来访,积累了100多万字的素材,共400多个故事。以此先编成了一个《焦裕禄生平大事记》。之后。他们又经过充分的酝酿,拟写了有关写作提纲,计划分15章、70节,约10多万字。 1973年秋,创作组赴京座谈,各大新闻单位和文艺创作部门对提纲表示满意。但究竟怎么却看法不一。一位领导说:“文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写进阶级斗争,要写焦裕禄与走资派的斗争。”结果这一下难住了创作组。他们为维持焦裕禄的形象,不忍心做这样的加工。这样,大家就各自保管素材,从此悄然停笔。 1978年,张钦礼被当作“四人帮”在河南的“干将”被判刑12年。而此时当年的秦部长已任开封市委副书记。一次,他在陪同一位省委副书记到兰考检查工作时说:“焦裕禄精神早已过时了,焦裕禄的这个展览馆占地这么大,根本没有几个人参观,没啥存在的价值了,还白白养了一些人在这里面,不知把它关闭。”从此,焦裕禄纪念馆封存上锁。这一封,竟是整整12年。 但是,历史有时还是公正的。1989年下半年,开封市重新作出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决定。不久,市里主要领导专程赴北京拜访了已年近花甲的穆青老人。 1990年,当年撰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三位著名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再次踏上兰考的土地联手采访。5月8日,《经济日报》重新发表曾传通神州每一个角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了社论《永久不可磨灭的形象》,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7月9日,由穆青、冯健、周原来写的7000多字的大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而已年近八旬地张钦礼同志,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 生活费。近日患肺癌,兰考人民凡的执勤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已近两千人。纷纷捐助医 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据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