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钱干革命”，布尔什维克资金从哪来

“用非法手段获取资金”原本是俄国哥萨克的传统，以至于现在俄语口语中仍把偷窃和抢劫行为称为 “干哥萨克”。后来被“民粹派”继承下来，“民意党”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了整体利益”的“合理利己主义”是“与道德不冲突”的理论发展成“道德虚无主义”，鼓励采用以任何方式同“恶”作斗争，提倡通过一切手段劫取不义之财，比如可以贩毒、可以利用秘密警察、可以印伪钞、可以抢劫、可以拿敌国的钱……所有这一切只要是为革命运动筹集经费，这样的行为都是受到赞许和默认的。在他们看来，社会进步高于个人的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二者是不同步的，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为了崇高目的的“作恶”就不应该受到谴责，因此在道德上不能苛求革命者。从涅恰耶夫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手段”(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118页)。

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19世纪80年代，民粹派组织流行的理念是，“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面对反动政府迫害，革命者是没有“刑事犯罪”这个词汇的，需要“剥夺剥夺者”，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社会就获得了公平。民意党内一贯认为，既然在攫取财富中不讲道德，那么在“破坏现存制度”过程中也是没有道义可言的，为革命而杀人是“革命的复仇行动”，以抢银行、劫富豪、吃大户方式为革命筹款，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拿回”原本属于“人民”钱财，抢劫国家与个人的“不义之财”的“充公行动”是革命党的应有之义，他们在干这类活动时常用的一句哥萨克的术语是“哥儿们，到船头上去”，意思是“抢劫开始了”。无疑，“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民意党’的历史继承者”的建党模式，对他们的行为方式有直接的影响。

谁都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不但不是民粹派的后继组织，而且是在与民粹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列宁与民粹派的决裂是不彻底的，他在对民粹派其他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对民粹派的斗争形式和组织模式情有独钟，用《俄国共产主义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的话说，表面上看起来，在俄国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改造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它以革命社会主义的形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国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坚持着民粹主义思想”和行为模式。所以尽管列宁在某一阶段批判民粹派很卖力，但实际上是 “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民粹主义消极的一面更加发扬光大”。一方面由于“民意党”的这种活动方式对布尔什维克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布尔什维克派中普遍欣赏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雅各宾派的血腥思想，认为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极刑和剥夺，是人民神圣的权力，列宁反复强调“布尔什维克就是俄国的雅各宾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