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现象思考：民主在哪里？

许多搞民主的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前苏联，什么印尼，什么南斯拉夫，都垮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民主”宣传无动于衷呢？这实际上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过分民主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中国人民对那种西方民主的欺骗性有天然的免疫力。

什么叫做专制社会什么叫做民主社会？我不想下定义，但我关心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专制社会和生活在民主社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我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那么可以想见是挨打受骂，每天被迫工作十几个小时，比如被日本兵拉去当劳工，直到累死被扔到万人坑里喂狼，而家里的女性被迫应召去供统治者玩弄，或者作为犹太人受到德国党卫军的迫害，先是做苦工，然后送进焚尸炉。

实际上观察中国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广大人民确实受压迫受剥削，牛马不如地作苦工。象日本人强迫中国人作劳工，直到累死，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制造了万人坑，尸骨遍野。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则不是这样。当然，这个时期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阶级敌人，而另一部分则属于人民，由人民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首先看人民的感觉，文化大革命中就没有什么受到专制的感觉。因为事实上当官的不能够拿人民怎么样。而人民则随时能把当官的打倒，至少贴大字报是随意的。

邓小平在1975年上台后，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党内传达，我当时在军队，当时邓小平说是要克服软、懒、散这三个字。一个软懒散的社会能够是专制社会？

当时的工人上班并不怎么干活，而是在车间里打扑克，如果有领导去管，工人就会说下次文化大革命有你的好看。除非工人犯了极大的错，否则领导连开除工人的权力都没有。当时让人干活，全凭动员，但如果人家不理会这个动员呢？领导其实并无什么办法。再说军队，我当时在军队当兵，人民解放军中是没有禁闭室的，那么，当兵的不服从命令怎么办？可以说毫无办法。当时部队里就是有人压床板，所谓压床板就是成天在床上赖着不起来，闹情绪，不听命令。领导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吗？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也就是指导员上去问怎么回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还是不听怎么办？实在不行当然只好让他回家算了，还能怎么办？并无什么军法从事之类的事。当然，如果强奸妇女杀人放火还是要判罪。当时的部队干部好象比较怕老兵，我就曾经见过一个老兵指着大队长的鼻子骂：“老子一颗手榴弹干掉你”，而那个大队长没有脾气，拿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穿小鞋这个词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作为当官的，虽然不敢管，但也还是有一些优势，因此对于不大听话的下属，想办法对其搞点阴谋诡计，当然也还是笑咪咪地搞，使得对其不利。但这个不利其实也并不大，如果破罐子破摔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无非是先进当不上，或者入不了党。但如果真是一个专制社会，当然就用不着穿小鞋，直接开除什么的就行。能够想象一个日本鬼子给抓来的民工穿小鞋，或者德国法西斯给犹太人穿小鞋吗？

这种过分民主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原来有一个张春男议员的在1986年到了大陆，他有一次和我说，他从石家庄驱车到北京，正好看到沿路的工人在修路，但他的车开了几个小时，沿路的工人都坐在那儿休息，他批评工人效率太低。难道这些工人的头儿不想让工人卖力干活？并不是，而是他没有办法，如果他是日本鬼子，能够把偷懒的民工拉出去枪毙，我就不信这些工人能够不出活。

就说改革开放的典型安徽省的小岗村生产队吧，也就是在全国率先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这承包制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那么，在承包以前生产队长为什么无法让农民干活呢？就是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农民不听他的，可能让这个社员锄地，这个社员锄几分钟就休息三个小时，他一点办法没有。如果他有日本鬼子对付民工的权力，我就不相信还会种不出粮食。正是因为生产队长管不了，无法让社员干活，就干脆说算了算了，把地分给你们，多打的粮食归你们，这一下农民积极性就来了。其实如果采用专制手段，强使农民干活，同样也能打出粮食。一些国企为什么常年亏损？一种是因为过分民主，工人不大听厂长的而厂长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另一种是改革试验中，让一些国企变成了个人独裁的，于是厂领导迅速腐败，转移国有资产，国企还是亏损。

再说文革时期的阶级敌人，这个词现在听起来似乎荒唐可笑，或者专制，但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讲。

一方面，是否确实有阶级敌人，我认为是有的，因为1949年的革命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于1966年，1966年距解放的1949年为17年，就是说1949年的二十岁的人，到1966年也就三十七岁，1949年三十岁的人到1966年也就四十七岁。那么，在1949年的一个成年的地主，在革命中被剥夺了土地，他能不恨共产党？除了个别大彻大悟的圣人不恨，一般人一定会恨共产党的。就说那些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一些大学生，而五七年能够上大学的人，在四九年一定在上中学。在解放前能够上中学的是什么人？能够是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吗？能够是沿街要饭的叫花子吗？当然不可能，他们的家庭都还是有一些钱财才能够让他们上大学的，而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他们家庭的钱都剥夺了，他们心中能够不恨吗？美国军队打来了他们能够不打着星条旗欢迎吗？诸位想象一下如果自己突然有一大笔钱给政府没收了，能够不恨政府吗？

实际上当年共产党很看重成份，如果是有钱人出身，那就对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如果是穷人，出什么洋相都无所谓。所以右派讲错一句话就可能被关起来，而贫农当时讲话出洋相的多的是，啥事没有。头儿们如果看谁不顺眼要整人，先查他的成份，如果是贫农，他们就轻易不敢整了，弄得不了就被算作是对贫下中农实行专政了。所以当时的姑娘嫁人都要嫁个成份好的，政治上安全。

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了新的阶级敌人，那就是当官的，走资派，还有揪出来的叛徒特务什么的，后来当然都平反了，而且都看作是左的错误。还整知识分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什么的。这些人也都受到了迫害。其中一些挨了打，有一些还被打死，这些都是事实。一些人自杀，实际上主要还是想不开，尤其是老干部，一想到自己是革命的对象就不想活了。就好比现在有人做生意赔了本也自杀的。

但就大部分情况来讲，从历史上比，我认为这还是属于左的错误，离反动专制这个定义还差得很远。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任何领导人相比，是对政敌最为温和的一个。毛泽东的前任蒋介石是怎么对付政敌的？共产党员是统统枪毙。共产党当年抓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都特赦释放了，而台湾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几个共产党员？全部被处死了。蒋介石对政敌杨虎城是怎么做的？是杀他全家，而且是先让大人看着自己七岁的小孩被刀捅死后，再杀大人的。历代皇帝是怎么做的？欺君之罪就要斩首示众，也就是说，向皇上说话时不能撒谎，一撒谎就是死罪。而毛泽东周围的人是一再对他撒谎，比如毛泽东说：“你们说我说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不设国家主席，说了六遍，就是六万句，你们就是不听。”这按理说是欺君之罪了，但毛泽东杀人了吗？没有。

再说那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成阶级敌人之后，皮肉之苦也受了一些，然后就是劳动改造，就是养猪，种菜，种粮食什么的，但也不是象日本鬼子对付民工那样往死里整，实际上，劳动强度是不大的，劳动时也没有专人看押，分配了活儿让去干就是，当然，反革命罪是要看押的，但其它情况一样。这种劳动在事实上对许多人（我不说全部）造成了好处，就是体力劳动改善了身体状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经过了文革的右派和知识分子身体特别好，都长寿，精神也好，有许多都是活到九十岁以上的如萧乾，如梁漱溟，如巴金，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许多老干部经过五七干校后又恢复工作，也都长寿。邓小平为什么活九十岁以上，也要归功于当年江西劳动时的修身养性。知识分子和领导平时工作日理万机，又要勾心斗角，长此以往身体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比如现在的知识分子，长期写作，趴在电脑前一部又一部地泡制各种电视剧本，身体成了豆芽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够活到九十岁以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一生有几年时间别的都不想，就一门心思干农活是一个长寿之道。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造反派是左的路线的执行者，但也还是不能够和日本鬼子党卫军什么的相比。大家请看邓楠的新作，就是讲邓小平在文革的那本书。书中讲到了邓朴方残废的过程。邓朴方想不开了就从楼上跳下来，后来怎样了呢？邓楠写到那些造反派立即慌了神，抬着邓朴方在北京到处找医院，一些医院拒绝接受，但另一个医院接受了，然后进行治疗，当然邓楠指责说医院没有给好好治，否则邓朴方也不会高位截瘫。其实我以为可能医院还是好好治的，中国队的一个什么体操队员不就是那么一下子就高位截瘫吗？其实摔下来时残废就已经决定了的。邓楠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的，她对文革的描写不可能有粉饰。

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造反派和历史上的那些专制者，如日本鬼子党卫军不一样。邓朴方当时是全国第二大走资派，也就是全国第二大大坏蛋邓小平的儿子，造反派发现他跳楼还急急忙忙地送医院。能否想象几个日本鬼子抬着一个受伤的中国劳工到处找医院吗？能否想象几个党卫军抬着一个犹太人到处找医院吗？

当然，在看了我写的这篇东西之后，相信不服气的网友们又会拿出众多资料说明这件事很残忍啦，那件事很毒辣啦。那些资料我都是相信的，都是事实。问题还是，有多少？是不是普遍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社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我也可以拿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很多悲惨的事，什么癸涌大火烧死几百打工妹啦，什么美国的邪教一下子几百人集体自杀啦，什么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啦。等等。一些内地的人有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们坐了老虎凳，或者忍受了酷刑什么的，或者被逼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也没有被凌迟处死，但人就是这样，自己倒的霉，就是芝麻大的，他自己亲身感受，就觉得象天一样大了。比如有的人就会说领导迫害他不让他当先进，或者不让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这和古代的那种酷刑啊，杀头啊那些事情相比，也就不算什么，但对他自己，当然会认为是天大的事。现代有人谈恋爱不成还会觉得整个世界很黑暗呢。

还有关于文革期间的作品，一些亲历文革的人写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那些事实都是有的，但是经过艺术笔法一描述，就显得好象比什么社会都黑暗似的。但现在另有一些个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写的作品就完全是在造谣污蔑不合情理了。比如莫言就是一个坚决反共并拥护美式民主的作家，所以他在描写文革的场面就不合情理。比如他写的红树林，描写共产党的一个县长在文革期间为了拍领导即地委书记的马屁，居然将自己的美丽女儿奉送给这地委书记的痴呆儿子享用，然后又被地委书记扒灰。这在文革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合情理。在文革中拍马屁的人要看风向，今天的领导明天很可能就会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被打倒，用女儿这种代价来进行投资，十分地不值。在文革中我还真认识一些当官的家里有痴呆儿子的，手下的人也有拍马屁的，但无非是帮着从农村找一个村姑来照料，而那个村姑是十分自愿的，还美得不行，并没有受欺压的感觉。那个当官的用自己的女儿送给上面作礼物？文革中的干部子女都横得很，根本就不会听父母的，不造父母的反就不错，那些个干部子女一提起自己的父亲，都说“我家老头子”，完全没有一点尊重，父母根本不可能给他们包办什么婚姻。但张艺谋就敢造这个谣，所以张艺谋配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反共么，而且奇怪的是他还是共产党员，反而我这个拥共的倒不是。你们想想一个人入党时宣誓“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但入党之后反共，而且反共他还不退党，这种能够作为伟大作家吗？有人格吗？一点人格都没有。我虽然拥共，但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所以也就不会加入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三讲我就乐得自在。

我这篇文章主要还是写给台独们看的，因为在大陆作家一个劲丑化文革时期的情况下，再加上六四，台独们的印象就是大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专制社会，极其黑暗，什么文革十年浩劫中华文化荡然无存啦什么的，所以他们一想到统一就极为害怕，他们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就和日本鬼子党卫军似的。因此，对文革的丑化宣传对两岸的统一没有什么好处。当然，文革确实造成动乱，确实有左的错误，但也并不是象宣传那样可怕。正如王朔写的两部作品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部看上去很美，我认为王朔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文革。王蒙写的狂欢的季节也是非常客观地描写了文革。

再说六四，其实六四的前因也是学生们“过分地民主”的后果，美国学生也没有那么干的。

其实，中国真正有了一些专制味儿倒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文革中，有一件事也许台独们不知道，就是当时的县以下的干部是没有保安或者保镳的，工厂的厂长也是这样。我曾经有事找过一个天津市虹桥区委书记，官职也相当于地委书记了，但门口就一看门老头，并无其它站岗的。如果是专制社会，想象之中应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吧？比如最近拍的一个关于我国核弹研究过程的电影，就拍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个办公楼从楼下到楼上都有步兵持枪站岗，这拍电影的一定是个没有经历过的新秀，看得我直好笑。其实，共产党的一些地方保安严密，却是不搞这种花架子的。当时的中国许多机关门口也就是用老头老太太来看门，什么武装都没有，实在不象个专制社会的样子。在改革开放以后我第一次听说深圳出现保安这种职业，心里还着实新鲜了一阵子，这不就是解放前的工头和狗腿子吗？但现在的社会则是保安遍布，甚至工人上下班严格搜身，看着实在象是回到了解放前，劳动人民受苦的日子又来了，资本主义又复辟了。在文革中哪个企业敢对工人搜身？除非那个当官的不想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