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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文革期间外电对中国科技发展报道

2008-7-23 13:37| 发布者: 上山下乡| 查看: 1959| 评论: 0



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连载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中国科学前途无限……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有足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成果”——以“李杨理论”(即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而在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博士(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基本粒子论的最高权威、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与旧友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讨论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展望。杨博士为了参加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而来日本,他刚刚会见过毛主席,去年也曾会见周总理,是中国甚为重视的美籍中国学者。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我临离开向毛主席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说他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有些贡献。然后他又说,他自己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性。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可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文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X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X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选定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等七位教授。阿尔瓦雷斯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有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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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宇宙报》介绍中国科技的文章:《研究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本刊讯】墨西哥《宇宙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胡安·何塞·莫拉莱斯的文章,题为《研究和实践的巨大发展》,摘要如下:

没有人怀疑,中国自从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来,科学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仅仅一个事实就足以表明这种巨大的发展:现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占有的楼房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整个科学院的四倍。

其他研究单位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科学院的任何一个研究所,不管是占地面积、人员、还是设备,都是革命前所有研究所总和的几倍。

但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在数量方面,而是首先表现在质量方面。科学研究的质量、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科学设备的质量,都有很大的改进,特别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人员的哲学观点、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把莱塞(激光)用于电视

近几年来访问过中国的许多美国科学家都赞扬中国研究机关的工作质量。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正在发展一种以莱塞射线为基础的新的大萤屏彩色电视。

美国访问者还证实,中国大学和工学院在使用最现代化的方法制造微型摄影集成电路。一般说来,他们都对中国在集成电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访问者说,长期以来,西方一直认为中国人光靠自己不可能发展生产集成电路的现代技术。据说这种技术是那么复杂,只能通过直接观察而不能通过书本来学习它。确实,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技术。但是,中国人却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地发展了这种技术。

可以说,在其他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都有同样的情况。在革命胜利后仅仅二十三年里,中国科技人员在很多领域里就达到了西方同行类似的水平,如无线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核聚合、超导体、比重测定、基本粒子、生理学、数学、化学工程学、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航空、人造卫星、晶体学、地震预测、声学、原子物理、人造钻石生产、合成化学和其他许多方面。

优异的质量

最了不起的是,这种大规模发展是建立在完全不靠外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设备的基础上,而且这些设备的优异的质量使美国科学家感到吃惊。

不论是研究单位,还是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和科学设备,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是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产的最好的设备相媲美。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中国现在能生产检波器、分光镜和分光仪、无线传真机、天文望远镜、微波仪……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产品。

可以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或工业仪器和设备方面已经自给自足。实际上它能够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事实上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新型的研究人员

但是,比研究单位的数量、研究或设备制造的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是人员的培养思想变化和他们工作组织的变化。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中国正在培养一种新型的研究人员。

这种新型研究人员的培养,首先从挑选学生开始,这些学生要有为自己所属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的高度觉悟。这些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是猎取名利,而是要为中国的幸福作出贡献。

学生不是直接从中学进入大学的。进大学前要在工厂、公社或军队工作两三年。在那里,他们的同伴根据他们的智力、政治觉悟和健康情况推选。但是,如果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政治指导员推荐的劣等学生混进大学或工学院,那就错了。首先,最后决定学生能否入学的是大学本身。其次,挑选学生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工厂、公社或军队里的所有青年都有被挑选的同样机会,他们自己讨论应该推荐谁。推荐之后,大学的人员对推荐对象进行考核,决定最终接收哪些人。

理论和实践

高等学校的学习非常适当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起来。学生不仅仅局限在理论课和实验室或其他方面的实习,而且在实际生产条件下,在一些虽然小但是非常现代化的工厂里劳动,这些工厂是大学和工学院的组成部分,并且为市场提供产品。

一般说来,那些机器和设备比美国大学里的更现代化、更复杂。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在大学毕业时就有丰富的经验,能更好地工作。

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只限于做指导工作或研究工作,而且也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一定的时期。这使他们能直接了解生产中的问题,特别是直接参加生产和体力劳动能使他们与人民在感情上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至于感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或与社会其他人相脱离的阶级。

凡采取这种办法的地方,看来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互相协作,互相交流对大家都很有用处的知识、思想和方法。

关于挑选学生的新方法的效果,现在还不能说什么,因为还没有第一批毕业生。但是根据在大学里所观察到的情况判断,结果很好。中国正在培养一种拥有新思想、专于解决本国发展中的问题的新型科学人材。这种新型科学人材同社会上的其他人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懂得理论问题,而且了解实际工作中最细节的问题,这样一定能大大推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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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报刊载英技术大臣韦奇伍德·本的访华文章:《自力更生的战略行之有效》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三月二十一日刊载英政府技术大臣韦奇伍德·本的一篇访华文章,题为《自力更生的战略行之有效》,摘要如下:原编者按:英政府技术大臣韦奇伍德·木先生,曾为对苏联与东欧其他国家谈判技术协定的英方代表。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曾遭到西方对她的最严峻的禁运和封锁。在一九六○年苏联顾问撤走后的十年中,从苏联方面来的一切帮助也都断绝了。

人们必须从这种孤立状态的背景上去观察今天中国的科技成就。她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她自己单独做的。她不仅发展了她自己的空间发射器和核武器,这两者都要求具有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的技能,而且,她还着手执行一个工业发展计划,使她在机械工业中打下基础,从而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

凡是参观过上海工业展览馆并在那里看到船舶、公共汽车、摩托车、五金制品、纺织机器、电子产品和塑料制品等等种类繁多的制造品的人,都不得不对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的证据获得深刻的印象。同时,她所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和第三世界中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不同。中国并不给工业投资以优先地位,而是以农业和农村工业为基础深思熟虑地发展起来的,社办工厂和工场就使用它们的产品。

访问这些社办的工厂几乎好象在时针上拨回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一次旅行。它们的技术是简陋的,并就地取材和利用当地的发明创造。工作人员人数很少,但联系密切,大部分工人是新近从农业生产上调来的。生产根据需要而进行,不需要制订精密的计划。这些厂能做多种多样的工作,市场就在他们的家门口,整个本地区的需要他们都熟悉。

对中国来说,他们所采取的是一个正确的战略,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它是非集中化的,具有灵活性,可以不用集中指导而得到发展。甚至不公布统计数字也没有关系。

那些城市中的大机械厂则是庞大的,它们在工程上的设计、发展和生产都是规模巨大的。这种工厂制造更复杂的机器设备,产品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访问的一家机床厂里,有一个展览台,把这个厂所制造的部件同苏联制造的并在一九六○年关系破裂前输入中国的部件作了对比,显示了这个厂的出品设计较好、生产较易、产品性能较高。这种对比就等于上一堂政治和技术课。

在与中国的部长和官员们的谈话中,我对把自力更生作为一个信条的可取性提出问题,并受到了温和的指责,说我忽视了中国除了自力更生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一事实,但又说,既然现在外交局面已经打开,中国是真正关心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接触的。

为了要了解怎样才能利用技术交流的机会,这就必须看到文化革命期间中国的科学和教育组织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带给了中国一整套与任何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制度。

毛主席在重新检查科学和教育政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坚持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这表现在改组科学院各研究所,使它们与生产结合,而且这种办法一直贯彻到小学,孩子们用一部分时间参加工厂的简单工作或者到田间劳动。

革命前,中国的科学制度象她整个教育制度一样,是从西方学来的。同样,虽然另一方面还有中国许多世纪以来官僚政治经验的根源,她的管理结构也是从西方学来的,而这方面,英国皇家政府是具有声誉的。

文化革命试图改变这一切。在这样做时,科学与实践经验取得了更紧密的联系,学者和工人在各级互相交流已成了现实。诚然,这个办法还可以讨论,而且无疑在今天中国国内还有所争论,例如说这种政策可能埋没有才能的人,同时也使造就人才更为困难了等,但是,它肯定地提高了平均的能力水平,比用其他办法所能达到的要快得多。

因此,中国可能已在实际运用中发展了巨大的、广泛的技术力量,从而成为迅速实施新的技术的最可靠保证。在某种意义上,文化革命使中国有可能取得甚至比十年前所可能取得的更快的发展速度。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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