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钱干革命”，布尔什维克资金从哪来

众所周知，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就建党模式发生了激烈争论。列宁受其兄亚历山大的影响，认为像民粹派那样的集中、秘密、强调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是 “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344页)，在这个组织中必须要把“思想威信变成权力威信”。由此，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伊始便发生了以“民意党”的“密谋组织”为榜样的“布尔什维克”派与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为榜样的“孟什维克”派的建党原则之争。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对双方的分歧有一个结论，最初使用这两个名词时都是加引号的。此后很长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党之内，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实际上处于孟什维克主张的“党内有派，民主至上”状况(直到1917年两派才最后分手)。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上，由于当时正处专制的俄国，党必须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西方“议会党”的那一套在现实环境中难以运作，所以列宁的“民意党”式的主张得到了部分贯彻，在1905年的革命中，他们搁置了分歧，共同战斗在莫斯科的街垒战中。 

但实际上，双方在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上的分歧一直存在，正如孟什维克首领唐恩所说的，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只是更加深厚和牢固得多的思想分歧的表面现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的两个“政治亚文化群”：一个是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是坚持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孟什维克，他们双方关于是按照第二国际的公民政治与现代政党形式来改造党，还是以传统专制社会中的黑社会的政治组织方式来塑造党的争论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屡屡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为党筹集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需要指出的是，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的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 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

布、孟两派的意见不统一，但是既然同在一个党内，如何“使用经费”和如何“获取经费”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头等重要的大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获取经费的渠道不外乎四种：第一种是党员交纳的党费。在当时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交纳的党费数量屈指可数，从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已无法得知具体数额，只能看到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地区的党员交纳的零散记载，这是最无争议而且归属最明确的经费来源方式。第二种是国际资助。关于国际资助的金额由于1908年以前党从来没有公布过财务状况，也缺乏详细完整的记录，对此种方式的来源虽无争议，但毫无疑问，布、孟双方都在争夺这部分资源，他们都指责对方独吞了捐赠给整个“社会民主党”的钱。列宁指责孟什维克，“羞羞答答地把持着全党的称呼和名称，同时把持着国外同志为全党募集的经费”(《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81页)。布尔什维克也利用一切机会把得到的资助占为己有。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俄国“同志”在争夺资源以及处理经费问题上的矛盾头痛不已，告诫党的媒体一律不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与 “资金问题”有关的任何一方的文章，千万不要卷入“这潭浑水”，否则会“好心办坏事”，因为同俄国“同志”打交道的经验并不是很愉快的，果然后来在“施密特遗产案”资金的争夺中把德国社民党搅了个“天昏地暗”。第三种方式是其他阶层的捐赠。第四种途径是以非法手段夺取国家财产和个人的私有财产。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资金来源中后两种占的比重较大，据当时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的托洛茨基 (1904年9月托洛茨基发表声明，脱离孟什维克)说：在1905年革命以前，“革命活动的经费不是来自资产阶级(分裂派的捐赠)，就是来自放荡不羁知识分子(的游击行动)”。20世纪初，俄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中有65%的人都是反沙皇的分裂派教徒，从事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真理报》就是在巴库石油大王马·伊·斯柯别列夫赞助下出刊的(此《真理报》并不是1912年5月5日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分裂派的富人为革命捐献了大量财产，比如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派”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家族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普·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甚笃，他在 1905年自杀后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俄国社民党，由高尔基夫人作为遗嘱执行人，在1906至1907年间，高尔基夫人交给列宁6万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