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占领运动中的工运，纽约的天安门

11月15號清晨，我坐巴士從紐約去了賓夕范尼亞州立大學，當天晚上就發生Zuccotti 公園佔領運動清場事件。第二天我回去紐約，晚上參加了近萬人的集會和遊行（傳媒則說五千）。遊行目的既是抗議前天的清場，也是紀念運動歷時兩個月。我跟隨紐約的專上學院的教師工會的隊伍，他們參加不只是聲援佔領運動，而且也打出反對市政府削減教育開支。但隨後的遊行我因為參加布萊希特講座，未能參與。後來聽工會的朋友說，遊行隊伍去到布克倫橋的時候與警方發生衝突，但好戲在後頭，從晚上到凌晨，上千的青年人計劃佔領華爾街，不讓股市在第二天開鑼。警察到處攔截，青年就同他們玩捉迷藏，最後共二百多人被捕。

18號我列席旁聽了紐約佔領華爾街勞工動員委員會（Labor Outreach Committee of OWS）。委員會是在佔領運動不久之後，由紐約市許多工會的代表自行成立，當中包括不少左翼和進步代表。他們有感於大的工會領導對於佔領運動不夠熱心，所以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每週聚會商討推動工會更有力參與佔領運動。當晚出席者有五十多人，來自十多個工會。紐約市的大工會在佔領行動初期並不很支持，但隨著行動擴大，他們至少在口頭上開始支持，同時卻又強調一切守法，連公民不服從也反對。不過運動擴大全國之後，當地工會也在調整對策。15號的清場，紐約總工會發表聲明反對，無疑是進步。包括運輸工人工會在內的幾個大工會已經號召12月1日遊行要求創造就業和經濟公義。當晚18號的會議就是討論如何搞好遊行。大部分工會代表都指出工會領導不敢遊行到華爾街太過軟弱，都主張在下次的勞工中央會議（Central Labor Council）– 由紐約各工會代表組成的議會 – 極力鼓動工會改變遊行路線，直闖華爾街。會議最後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統籌其事。

不少工會代表指出佔領運動振奮了工人反抗削減社會開支的信心。工人開始積極支持佔領是因為知道雙方有共同敵人，就是金融帝國和金權政治，他們造成今天的經濟危機，現在卻要工人和學生來買單。市長彭博就是億萬富翁，聽代表說他的競選運動花了幾千萬美元，可說他的職位是用錢買來的。他上任後積極私有化和削減社會開支，同時極力對付工會。所以有些代表認為，彭博那種鮮明的傲慢大富翁形象是一個很好的針對對象，今後策略應該盡量揭露和削弱他。會議的另一個議程是讓大家報告自己行業工會的鬥爭情況，從中也可以了解到彭博為何不得人心。一個區的郵局工會代表說市政府要把區內一半郵局關掉，這會造成大量失業，所以他們正在商討反抗對策。一個運輸工會的代表報告說，有一間大公司打算在明年一月工人集體合同到期時，大量裁員。剛好當天的紐約時報也報導，運輸工會正在商量罷工，c抗議市府把校巴服務的合同判予新公司時，把原有限制工資競爭的條款刪除 – 條款確保即使有新公司投得市府合約，其工資待遇不得低於原有合同。彭博不顧工人反對，硬要刪除條款。其實運輸工會即使罷工，也是逼得不已。它上一次罷工已經是1979年，當時罷工三個月，弄得市府焦頭爛額。

另有代表報告某大公司老闆為了對付工會，已經鎖廠四個月，但是工人也沒有屈服，仍在鬥爭。這時候有人發言，強調“各個工會務必聯合行動，不宜各自為政。我們要令工會會員明白，自己不只是某個工會的會員，更是工人階級的一員。”

對於失去Zuccotti 公園的評估，有人認為是一次挫折，因為失去了很多物資，而且由於沒有一個聚眾地方，難以擴大影響，新人加入運動也較難。但也有人認為，17號的大遊行已經證明運動仍高漲。有代表因此強調，必須極力說服工會領導，把他們的工會大樓開放給佔領運動，同時從各方面促進運動擴大。

我是第一次在美國旁聽基層工會代表這樣的會議，會議的民主氣氛和熱烈而友善的辯論令人印象深刻。發言時間都有限制，確保人人有機會發言；發言雖然踴躍，但是在遵行會議規則之餘又很有效率：動議，和議，修正案等等都進行得很純熟。在台灣和香港，不少工會開會不會去講究會議規則。有人覺得，如果投票就會發生多少數的對立，就會影響團結。其實民主精神就是把不同意見視為正常，然後求同存異。合理的會議規則其實就是把這種精神具體化。當然利用會議規則來達到相反目的，所在多有。關鍵是確保議事規則要制定得符合參與者的共識及宗旨。事實上，他們這個組合的會議規則也很有彈性。考慮到這個組合只是臨時產生，其實不夠基礎實行通常的多數決定制，因此會議主持人（兩個人而非一個）在碰到重要動議時，會先問問：有無人根本反對動議（意思是反對的程度達到通過動議就退出會議）？無人根本反對時，才叫大家投票，以多數定奪。我問我的朋友，那不是跟佔領運動的絕對共識規則一樣嗎（沒有人反對才算通過）？他說不完全是，因為只要不是有原則分歧，在無人根本反對下，許多時候還是多數決的。一般的工會開會通常仍然是多數決，但是這個委員會的工會代表來自不同工會，而這個組合只是臨時發起（雖然之前已經互相認識並且有合作），要大家按照一般工會的多數決行事恐怕是沒有基礎的，勉強為之恐怕只是人工製造一個沒有基礎的多數。這是目前運動水平下的妥協。他也提醒，正式的工會會議往往也有點沉悶的，不像他們那樣活潑和民主。

回頭再談佔領運動。昨天的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報導，主要是請右派和自由派分別評估運動的動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茶黨顧問Michael Prell大不同意其同道們的見解，他們都認為佔領運動不成氣候。這位顧問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有可能像1964年帕克來大學學生爭取校內有政治活動自由和言論自由運動一樣，成為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重要起點之一。前後兩個運動相似之處是大家都是鼓動其無權無勢者反對有權有勢，而即使運動有一天結束，那些抗議者所建立起來的友誼和網絡，會幫助他們成為明日的領袖。

當日紐約的清場其實不限該市，而是遍及全國許多城市。這不期然使我想起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我想起它不是因為覺得兩個運動很相似，更不是因為覺得佔領運動一定失敗。我想起1989是因為統治者何其相似，即使美國的統治者打著漂亮的民主旗號。雖然美國的清場在暴力程度上遠不及1989年6月4日，但是他們之無法容忍人民在自己的城市公共空間聚集反對那1%富豪，他們之毫無節制使用胡椒噴霧，並且前後拘捕了4167個和平示威者，在在說明他們同獨裁統治者其實最多只有程度的分別而沒有本質分別。當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年青人騷亂之後說要管制互聯網，當18個美國城市的市長在白宮關切下，在紐約市長清場前幾天召開電話會議商量一致行動時，他們其實就是在邁向同鄧小平或者穆巴拉克那種專制看齊的路途中踏上一步。如果中間還隔著很多路，那只是因為美國人民在過去200年間所爭取到政治權利仍然起著保護民權的作用而已。2011年11月20日